您好，我是刘金蓉呼吸治疗师，为您进行2012年2月份美国呼吸治疗期刊的中文网播。文章内容为由杂志主编Dean Hess博士为您做摘要讲评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篇文摘是由Su 和他的同事所发表“拔管后预防性使用无创机械通气：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他们对使用机械通气大于48小时，在可耐受2小时的自主呼吸测试后拔管的病人进行了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病人被随机分配成两组：一组是无创机械通气(NIV)组；一组是标准治疗组。以72小时内再插管率为主要结果指标。作者使用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来决定拔管失败的预测因素。共有406名病人被随机分配到NIV或标准治疗组。拔管失败率、ICU死亡率，或住院死亡率，在两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与NIV组相比较结果，在对照组拔管失败的原因中以心脏衰竭较常见。在拔管失败病人中，浅快呼吸指数(RSBI)在两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当涵盖所有病人的数据显示：APACHEⅡ评分、最大吸气压力和浅快呼吸指数可以是拔管失败的预测因素。拔管失败最常见的原因是分泌物太多。作者们的结论是：对于通过自主呼吸测试的病人而言，在拔管后预防性的使用NIV并无法降低拔管失败率或是死亡率。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虽然NIV的使用一直在增加，但是否能有效预防拔管后的呼吸衰竭则仍存有争议。 Su等人对使用机械通气大于48小时，在可耐受2小时的自主呼吸测试后拔管的病人进行了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病人被随机分配成两组：一组是NIV组；一组是标准治疗组。作者们发现对于已通过自发性呼吸测试的病人而言，在拔管后预防性的使用NIV并无法降低拔管失败率或死亡率。然而，由于此项研究并未如之前的研究一样，依据拔管后发生呼吸衰竭的风险高低来筛选病人。如Figueroa-Casas菲格罗亚卡萨斯所指出的，对于拔管后有呼吸衰竭风险的病人而言，NIV扮演着某种角色，但并非可以常规性的使用于所有的病人。
第二篇文摘是由安若斯和他的同事所发表的“对获得性免疫不全症候群AIDS合并缺氧性呼吸衰竭病人使用无创性呼气末正压的随机性试验”。在这项研究中，作者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无创性PEEP，评估它们对缺氧性的AIDS病人产生的生理效应。30位有急性缺氧性呼吸衰竭的AIDS病人，随机接受了PEEP 为5、10、或15 cmH2O各达20分钟。PEEP的给予方式是经由面罩，将压力支持通气设定在5cm H2O，FiO2设定为 1。病人在不同程度PEEP测试之间可以有20分钟的自然呼吸当做气体冲洗期(washout period)。在不同程度的PEEP测试之后，作者都会记录病人的动脉血液气体分析值和临床参数。结果显示，PEEP值的增加可线性改善氧合。然而，不论第一次使用的PEEP值高低，氧合作用的程度皆相似，且只有在初期接受较低程度PEEP的组别中，有显示再接下来使用较高程度的PEEP可以进一步改善病人的氧合。病人的PaCO2也会随着PEEP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在高的PEEP值时。病人以 5 cm H2O的压力支持与任何值之PEEP治疗的报告，有显著和持续改善呼吸困难和呼吸频率。
作者的结论是，患有缺氧性呼吸衰竭的AIDS病人，会随着逐步提高PEEP而改善氧合作用。然而， PEEP值的增加会使PaCO2也随之上升，因此建议PEEP的使用应限制在10 cm H2O。无论是否有设定PEEP，当5cm H2O的压力支持，病人有主观感觉改善呼吸困难。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AIDS是一种常会发生呼吸道感染，低血氧症，和死亡相关的流行性疾病。 Anjos等人进行了AIDS病人有低血氧性呼吸衰竭以无创性PEEP的随机试验。他们发现，AIDS合并低血氧性呼吸衰竭病人中，逐步地增加PEEP达15cm H2O，可以改善氧合。然而，PaCO2的相应升高，使PEEP设定建议值在10cm H2O以下。无论PEEP值的设定如何，在5cm H2O的压力支持通气下，能明显改善病人呼吸困难的主观感觉。Mehta and Lapinsky在他们的编辑描述，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个病人族群应用5 cm H2O压力支持，可降低呼吸困难，要避免较高PEEP值引起的高碳酸血症的风险。
第三篇文摘是由Clinkscale所发表“插管和非插管成人应用传统的胸部物理治疗与高频率胸部压缩的随机试验”是由Clinkscale发表。这是一项单一中心随机试验，其中住院插管和非插管的病人，比较传统的CPT和高频率胸壁压缩。主要结果指标为住院天数。280例病人被随机分配接受传统的CPT或高频胸壁压缩。被随机分派到传统CPT的病人，其平均住院日为12.5天；至于分配到高频胸壁压缩组的病人，其平均住院日为13天。病人的舒适度是使用目视类比法(visual analog scale)评估，且病人随机以传统的CPT与高频率胸壁压缩比较显著地高。以胸部X光追踪到改善肺叶塌陷的时间也是传统的CPT较高频率胸壁压缩为短。而所有其他次要的结果指标，包括医院的死亡率和院内性肺炎，两组结果相似。作者的结论是，由于这项研究感兴趣的主要结果效力不足，因此他们无法对于插管或未插管成年病人该使用高频胸壁压缩或传统CPT做建议。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Clinkscale等比较传统CPT及通过振动背心高频率胸壁压缩的成效。不幸的是，这项研究对感兴趣的主要结果效力不足。因此我们无法对于插管或未插管成年病人该使用高频胸壁压缩或传统CPT做建议。 Ntoumenopoulos指出，有以下几个原因，这个研究并没有提供我们住院的病人非常需要做气道清洁治疗的最佳证据。虽然这项研究未能显示出传统的CPT和高频率胸壁压缩之间的重要差异，目前还不清楚治疗结果是否可改善病人预后。
第四篇文摘是由Wang 与同事所发表“在中国人族群中呼吸睡眠中止病人使用连续性气道正压通气(CPAP)的依从性”。这个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在中国使用连续性气道正压通气(CPAP)治疗呼吸睡眠暂停病人的效益。本项研究收集了210位诊断为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病人，且都曾接受过CPAP调整测试。作者们以电话访问病人使用连续性气道正压通气(CPAP)的时间。有70%病人告知，他们在接受访问的这几周，每天使用连续性气道正压通气(CPAP)的时间少于4小时。有193位病人参与这项测试，在访谈的这段时间里，这193位病人中有100位病人持续使用CPAP；有29位病人在这段时间没有使用CPAP；有64位病人在研究结束后没有使用CPAP。依从性低的主要原因是病人无法适应戴着CPAP睡觉。他们感受不到真的需要或是CPAP可以带来甚么好处，CPAP对于夜间睡眠带来许多的困扰。作者们的结论是，在中国天津市里，病人使用CPAP的成效很低。只有一半的病人愿意接受这项治疗，另有一半的病人不愿意或是放弃使用CPAP。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Wang 等作者在中国大陆给予诊断阻塞性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病人使用CPAP。只有一半的病人愿意接受此项治疗，有一半的病人不愿意或是放弃使用CPAP。在改善CPAP的使用上，临床医师应该考虑病人在使用CPAP的舒适度。对于病人有关CPAP的教育、支持与追踪使用是很重要的。
第五篇文摘是由Turkay与同事所发表”脂肪性肝病对于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影响:慢性间歇性缺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研究主要的目的是评估慢性间歇性缺氧和阻塞性睡眠暂停综合征(OSA)的相关参数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严重度。他们对于OSA的病人进行肝脏功能检查和超音波扫描做为严重度指标。被诊断为脂肪肝的病人有71位，列为第1组; 第2组有35位病人为控制组。在两组病人中被诊断为OSA的病人分别为，第一组有71.2%，第二组有35.7%。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严重程度由中度到重度，平均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和血氧饱和度指数都有明显的增加。多变量变异数分析呈现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血氧饱和度下降指数、最低血氧饱和度值和睡眠期间SpO2 < 90%的百分比，对于非酒精性引起的脂肪肝调整预测因素包括身体质量指数、体重、胰岛素耐受度。此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严重度于睡眠时产生的缺氧时间长短是有相关联的。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慢性间歇性缺氧和阻塞性睡眠暂停综合征对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影响由Turkay等人所提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严重度与睡眠时产生的缺氧时间长短有关联。作者们的结论是在阻塞性睡眠暂停综合征病人有很高的盛行率患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其脂肪性肝病的病理机转是睡眠时产生的低血氧所致。
第六篇文摘是由Sui和同事所发表“细菌消毒剂使用于呼吸机表面的成效”。这个研究主要调查呼吸机表面与床边仪器的细菌污染率。作者们使用棉花棒于呼吸机与床边仪器的表面采样探测细菌的污染。在以0.5%次氯酸钠和巴斯德消毒后的第0.5、8、24小时，对于呼吸机表面例如面板、Y形管和集水瓶使用棉花棒取样。消毒24小时后使用75%酒精喷洒在面板、Y-pieces和集水瓶并于表面采样评估细菌数。在呼吸机的栏杆把手检查侦测到金黄色葡萄球菌菌株为64.7%、呼吸器管路的Y形管为86.7%、甦醒球60%。绿脓杆菌菌株在Y形管表面为6.7%、集水瓶13.3%、抽痰系统6.7%、甦醒球13.3%。以0.5%次氯酸钠和巴斯德消毒后8个小时整体细菌数有明显增加的包括面板、Y形管、和集水瓶。面板经由75%酒精喷洒，金黄色葡萄球菌株的浓度有明显减少。然而，集水瓶表面经由75%酒精喷洒后，绿脓杆菌株侦测需要再观察。作者们建议，呼吸器的表面包括面板、Y形管、和集水瓶至少每8个小时要消毒以控制细菌生长。使用75%酒精喷洒消毒及空气干燥可以有效地减少呼吸器表面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菌株。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Sui等人评估了有关细菌消毒剂使用于呼吸机表面的成效。他们发现呼吸机的表面包括面板、Y形管和集水瓶必须定期消毒可以减少细菌滋长。使用75%酒精喷洒消毒及空气干燥可以有效地减少呼吸机表面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菌株。这种做法是否可以减少院内感染尚未确定。
第七篇文摘是由de Souza和他的同事们所发表“在机械通气病人中使用数位式真空计来评估吸气压力: 分析吸气峰压到达的时间”。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算出机械通气病人最适合脱离呼吸机的最大吸气压力(PImax)决定点，并分析PImax值的相关因素。PImax的测量方法是使用一个数位式真空计加上一个单向阀来只允许病人呼气。所有的病人都有使用呼吸机，且符合ATS 和 ERS进行脱离呼吸机试验的标准。87个参加试验的病人中，有84人完成测验。在观察期的前20秒中，没有任何病人达到PImax。在第20秒到40秒达到PImax的有12人；在第40秒到60秒达到的有72人。在多变量变异数分析中，只有年龄和P0.1 与PImax值有显著相关。作者的结论是，多数病人在40和60秒之间会达到最大吸气峰压。且发现老年病人有较低的PImax值，而较高的P0.1值与较高PImax值具有强烈的相关性。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我们通常会测量PImax来评估病人是否可以脱离呼吸及。de Souza等人使用数位式压力表和到达吸气峰压的时间来进行评估。他们发现，多数病人在40和60秒之间达到最大PImax。这项研究的临床重要性在未来还需要更多的其他研究，特别是在决定病人何时可以脱离呼吸机时，PImax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病人虚弱造成无法脱离呼吸机的重要性。
第八篇文摘是由王和他的同事们所发表“在台湾家庭护理者的护理行为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自我护理行为的影响”。本研究主要在调查自我管理和照顾者负担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护理者的护理行为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自我护理行为的影响。在2007年3月至2008年1月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招募192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和他们的主要家庭护理者来回答问卷测量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特点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知识;功能状态、健康信念、自我效能和自我照护;照护行为和照护者的反应。所有问卷显示为可接受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病人年龄，健康信念分数，自我效能和疾病相关知识，显示出与他们的自我护理行为互相关联。病人本身的自我护理行为和家庭护理者护理行为呈负相关，但是与家庭护理者护理行为的持续时间呈正相关。相较于非配偶护理者，护理者为病人配偶者表现出较高的自我护理能力。然而，有较高慢性阻塞性肺病知识和护理行为的家庭护理者，病人的自我护理行为降低，在病人定期服药上，也表现出较低的自我护理分数。作者认为，家庭护理者的护理行为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的自我护理行为有一部分的负面影响。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对于每天照顾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的家庭成员护理者而言是一种长期的负担。王等人评估了家庭护理者的护理行为对病人自我护理行为的影响。病人自我护理行为与家庭护理者护理行为呈负相关，但是与家庭护理者护理行为的持续时间呈正相关。作者得出有趣的结论，家庭护理者的护理行为有一部分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的自我护理行为是负面影响。由于这项研究是在台湾进行的，因此还不知道是否在世界各地的其他文化背景中也有类似的结果。
第九篇文摘是由Fioretto和他的同事所发表“在生理盐水灌洗的急性肺损伤兔模型中，吸入一氧化氮对氧化应激、组织病理学和炎性肺损伤的的效应”。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在急性肺损伤的兔模型吸入一氧化氮，对氧合作用、氧化应激、炎症和组织病理学肺损伤的影响。 作者们对40只兔子进行吸入氧气浓度100%的机械通气。以温的生理食盐水由气管滴注来引发急性肺损伤，并且使用总抗氧化剂效能分析来评估肺部氧化应激。动物实验的分组如下：一组是没有使用一氧化氮，且使用6 ml/kg的潮气容积与5 cm H2O的PEEP；一组是没有使用一氧化氮，同时使用6 ml/kg的潮气容积和10 cmH2O的PEEP。一组是接受5 ppm的一氧化氮，同时使用6 ml/kg的潮气容积和10 cmH2O的PEEP。10只没有人工处理的兔子当作健康对照组。在引发肺损伤后，肺损伤组比对照组更差的动脉血氧分压(PaO2)。接受吸入性一氧化氮组比起没有接受一氧化氮吸入组显示，经由肺灌洗液中白血球计数得知肺部炎症减轻，组织病理学损伤分数下降，有更好的肺保护来对抗氧化损伤。作者的结论是：在以生理盐水灌洗兔子急性肺损伤模型中吸入一氧化氮可减轻氧化应激、组织病理学和炎性肺损伤。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Fioretto等人研究了在生理盐水灌洗的急性肺损伤兔模型中吸入性一氧化氮对氧化应激、组织病理学和炎性变化的效应。他们发现在这个模型上，吸入5 ppm的一氧化氮可以减轻氧化应激、组织病理变化，和炎性肺损伤。如同任何动物实验，这项处置的临床意义和成本效益仍有待评估。
这个月，我们发表的是气道压力释放通气的回顾文章。我们还发表了Novalung pumpless体外肺辅助装置、伴随假单胞菌血症而被掩藏的结核性胸膜炎诊断，先天性肺呼吸道畸形，及利用高压氧治疗和暴露在硫化氢后引起的低温等的病例报告。我们的教学案例是皮肤治疗的患者俯卧位置预防皮肤破皮的过程，以及抗精神病药恶性症候群的非典型表现。
以上是2012年2月份的呼吸治疗期刊的简体中文网播，由刘金蓉呼吸治疗师负责播音，感谢王胜昱医师的协助翻译，袁月华主任修稿、朱家成呼吸治疗师审稿。如想进一步了解原文内容或是过去议题，请上美国呼吸照护期刊网站，www.rcjournal.com，您也可以由网络上订阅，自动收到未来的网络广播议题，谢谢您的参与，再见。
2012年1月21日 星期六
2012年1月17日 星期二
2012年2月份美國呼吸照護期刊中文網播-繁體中文
您好，我是劉金蓉呼吸治療師，為您進行2012年2月份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每篇文摘後，雜誌主編Dean Hess博士有摘要講評。
第一篇文摘是由Su 和他的同事所發表“拔管後預防性使用非侵襲性通氣：一項前瞻性，多中心隨機對照試驗”。他們對使用機械通氣大於48小時，在可耐受2小時的自發性呼吸測試後拔管的病人進行了一項前瞻性，多中心的隨機對照研究。
病人被隨機分配成兩組：一組是非侵襲性通氣(NIV)組；一組是標準治療組。以72小時內再插管率為主要結果指標。作者使用多變量邏輯回歸分析來決定拔管失敗的預測因素。共有406名病人被隨機分配到NIV或標準治療組。
拔管失敗率、ICU死亡率，或住院死亡率，在兩組之間沒有明顯差異。與NIV組相比較結果，在對照組拔管失敗的原因中以心臟衰竭較常見。在拔管失敗病人中，淺快呼吸指數(RSBI)在兩組之間沒有明顯差異。當涵蓋所有病人的數據顯示：APACHEⅡ評分、最大吸氣壓力，和快速淺呼吸指數可以是拔管失敗的預測因子。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雖然NIV的使用一直在增加，但是否能有效預防拔管後的呼吸衰竭則仍存有爭議。 Su等人對使用機械通氣大於48小時，在可耐受2小時的自發性呼吸測試後拔管的病人進行了一項前瞻性，多中心的隨機對照研究。
病人被隨機分配成兩組：一組是NIV組；一組是標準治療組。作者們發現對於已通過自發性呼吸測試的病人而言，在拔管後預防性的使用NIV並無法降低拔管失敗率或死亡率。然而，由於此項研究並未如之前的研究一樣，依據拔管後發生呼吸衰竭的風險高低來篩選病人。
如Figueroa-Casas菲格羅亞卡薩斯所指出的，對於拔管後有風險導致呼吸衰竭的病人而言，NIV扮演著某種角色，但並非可以常規性的使用於所有的病人。
第二篇文摘是由安若斯和他的同事所發表的“對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AIDS合併缺氧性呼吸衰竭病人使用非侵襲性吐氣末正壓的隨機性試驗”。在這項研究中，作者使用了不同程度的非侵襲性PEEP，評估它們對缺氧性的AIDS病人產生的生理效應。
30位有急性缺氧性呼吸衰竭的AIDS病人，隨機接受了PEEP 為5、10、或15 cmH2O各達20分鐘。PEEP的給予方式是經由面罩，將壓力支持通氣設定在5cm H2O，FiO2設定為 1。病人在不同程度PEEP測試之間可以有20分鐘的自然呼吸當做氣體沖洗期(washout period)。在不同程度的PEEP測試之後，作者都會記錄病人的動脈血液氣體分析值和臨床參數。
結果顯示，PEEP值的增加可線性改善氧合。然而，不論第一次使用的PEEP值高低，氧合作用的程度皆相似，且只有在初期接受較低程度PEEP的組別中，有顯示再接下來使用較高程度的PEEP可以進一步改善病人的氧合。病人的PaCO2也會隨著PEEP的增加而增加，特別是在高的PEEP值時。病人以 5 cm H2O的壓力支持與任何值之PEEP治療的報告，有顯著和持續改善呼吸困難和呼吸頻率。
作者的結論是，患有缺氧性呼吸衰竭的AIDS病人，會隨著逐步提高PEEP而改善氧合作用。然而， PEEP值的增加會使PaCO2也隨之上升，因 此建議PEEP的使用程度應限制在10 cm H2O。無論是否有設定PEEP，當5 cm H2O的壓力支持，病人有主觀感覺改善呼吸困難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AIDS是一種常會發生呼吸道感染，低血氧症，和死亡相關的流行性疾病。 Anjos等人進行了AIDS病人有低血氧性呼吸衰竭以非侵襲性PEEP的隨機試驗。他們發現，AIDS合併低血氧性呼吸衰竭病人中，逐步地增加PEEP達15 cm H2O，可以改善氧合。然而，PaCO2的相應升高的限制，使PEEP設定建議值在10 cm H2O以下。無論PEEP值的設定如何，在 5 cm H2O的壓力支持通氣下，明顯改善病人呼吸困難的主觀感覺。Mehta and Lapinsky在他們的編輯描述，這一研究結果表明，在這個病人族群應用5 cm H2O壓力支持，可降低呼吸困難，較高PEEP值應避免造成高碳酸血症的風險。
第三篇文摘是由Clinkscale所發表“插管和非插管成人應用傳統的胸部物理治療與高頻率胸部壓縮的隨機試驗”。這是一項單一中心隨機試驗，其中住院插管和非插管的病人，比較傳統的CPT和高頻率胸壁壓縮。主要結果指標為住院天數。
280例病人被隨機分配接受傳統的CPT或高頻胸壁壓縮。被隨機分派到傳統CPT的病人，其平均住院日為12.5天；至於分配到高頻胸壁壓縮組的病人，其平均住院日為13天。
病人的舒適度是使用目視類比法(visual analog scale)評估，且病人隨機以傳統的CPT與高頻率胸壁壓縮比較顯著地高。以胸部X光追蹤到改善肺葉塌陷的時間也是傳統的CPT較高頻率胸壁壓縮為短。而所有其他次要的結果指標，包括醫院的死亡率和院內性肺炎，兩組結果相似。
作者的結論是，由於這項研究感興趣的主要結果效力不足，因此他們無法對於插管或未插管成年病人該使用高頻胸壁壓縮或傳統CPT做建議。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Clinkscale等比較傳統CPT及通過振動背心高頻率胸壁壓縮的成效。不幸的是，這項研究對感興趣的主要結果效力不足。因此我們無法對於插管或未插管成年病人該使用高頻胸壁壓縮或傳統CPT做建議。 Ntoumenopoulos指出，有以下幾個原因，這個研究並沒有提供我們住院的病人非常需要做氣道清潔治療的最佳證據。雖然這項研究未能顯示出傳統的CPT和高頻率胸壁壓縮之間的重要差異，目前還不清楚治療結果是否可改善病人預後。
第四篇文摘是由Wang 與同事所發表“在中國人族群中呼吸睡眠中止病人使用連續性氣道正壓通氣(CPAP)的依從性”。這個研究的目的是評估在中國使用連續性氣道正壓通氣(CPAP)治療呼吸睡眠中止病人的效益。本項研究收集了210位診斷為阻斷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且都曾接受過CPAP調整測試。作者們以電話訪問病人使用連續性氣道正壓通氣(CPAP)的時間。有70%病人告知，他們接受訪問的這幾週，每天使用連續性氣道正壓通氣(CPAP)的時間少於4小時。193位病人參與這項測試。在訪談的這段時間裡，這193位病人中仍有100位病人持續使用CPAP。這193位病人中有29位病人在這段時間沒有使用CPAP。這193位病人中有64位病人在研究結束後沒有使用CPAP。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病人的依從性太低，他們無法適應戴著CPAP睡覺。他們感受不到真的需要或是CPAP可以帶來甚麼好處，CPAP對於夜間睡眠帶來許多的困擾。作者們的結論是，在中國天津市裡，病人使用CPAP的成效很低。只有一半的病人願意接受這項治療，另有一半的病人不願意或是放棄使用CPAP。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Wang 等作者在中國大陸給予診斷阻塞性呼吸睡眠中止的病人使用CPAP。只有一半的病人願意接受此項治療，有一半的病人不願意或是放棄使用CPAP。在改善CPAP的使用上，臨床醫師應該考慮病人在使用CPAP的舒適度。對於病人有關CPAP的教育、支持與追蹤使用是很重要的。
第五篇文摘是由Turkay與同事所發表”脂肪性肝病對於呼吸睡眠中止的影響:慢性間歇性缺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這個研究主要的目的是評估慢性間歇性缺氧和阻塞性睡眠中止(OSA)的相關參數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嚴重度。他們對於OSA的病人進行肝臟功能檢查和超音波掃描做為嚴重度指標。被診斷為脂肪肝的病人有71位，列為第1組; 第2組有35位病人為控制組。在兩組病人中被診斷為OSA的病人分別為，第一組有71.2%，第二組有35.7%。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嚴重程度由中度到重度，平均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和血氧飽和度指數都有明顯的增加。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呈現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血氧飽和度下降指數、最低血氧飽和度值和睡眠期間SpO2 < 90%的百分比，對於非酒精性引起的脂肪肝調整預測因素包括身體質量指數、體重、胰島素耐受度。此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嚴重度於睡眠時產生的缺氧時間長短是有相關聯的。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慢性間歇性缺氧和阻塞性睡眠中止對於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影響由Turkay等人所提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嚴重度與睡眠時產生的缺氧時間長短有關聯。作者們的結論是在阻塞性睡眠中止症病人有很高的盛行率患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其脂肪性肝病的病理機轉是睡眠時產生的低血氧所致。
第六篇文摘是由Sui和同事所發表“細菌消毒劑使用於呼吸器表面的成效”。這個研究主要調查呼吸器表面與床邊儀器的細菌汙染率。作者們使用棉花棒於呼吸器與床邊儀器的表面採樣探測細菌的汙染。再以0.5%次氯酸鈉和巴斯德消毒後的第0.5、8、24小時，對於呼吸器表面例如面板、Y形管和集水瓶使用棉花棒取樣。消毒24小時後使用75%酒精噴灑在面板、Y-pieces和集水瓶並於表面採樣評估細菌數。在呼吸器的欄杆把手檢查偵測到金黃色葡萄球菌菌株為64.7%、呼吸器管路的Y形管為86.7%、甦醒球60%。綠膿桿菌菌株在Y形管表面為6.7%、集水瓶13.3%、抽痰系統6.7%、甦醒球13.3%。
以0.5%次氯酸鈉和巴斯德消毒後8個小時整體細菌數有明顯增加的包括面板、Y形管、和集水瓶。面板經由75%酒精噴灑，金黃色葡萄球菌株的濃度有明顯減少。然而，集水瓶表面經由75%酒精噴灑後，綠膿桿菌株偵測需要再觀察。作者們建議，呼吸器的表面包括面板、Y形管、和集水瓶至少每8個小時要消毒以控制細菌生長。使用75%酒精噴灑消毒及空氣乾燥可以有效地減少呼吸器表面的金黃色葡萄球菌菌株。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Sui等人評估了有關細菌消毒劑使用於呼吸器表面的成效。他們發現呼吸器的表面包括面板、Y形管和集水瓶必須定期消毒可以減少細菌孳長。使用75%酒精噴灑消毒及空氣乾燥可以有效地減少呼吸器表面的金黃色葡萄球菌菌株。這種做法是否可以減少院內感染尚未確定。
第七篇文摘是由de Souza和他的同事們所發表“在機械通氣病人中使用數位式真空計來評估吸氣壓力: 分析吸氣尖峰到達的時間”。這項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算出機械通氣病人最適合脫離呼吸器的最大吸氣壓力(PImax)決定點，並分析PImax值的相關因素。PImax的測量方法是使用一個數位式真空計加上一個單向閥來只允許病人呼氣。所有的病人都有使用呼吸器，且符合ATS 和 ERS進行脫離呼吸器試驗的標準。87個參加試驗的病人中，有84人完成測驗。在觀察期的前20秒中，沒有任何病人達到PImax。在第20秒到40秒達到PImax的有12人；在第40秒到60秒達到的有72人。在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中，只有年齡和P0.1 與PImax值有顯著相關。作者的結論是，多數病人在40和60秒之間會達到最大吸氣尖峰。且發現老年病人有較低的PImax值，而較高的P0.1值與較高PImax值具有強烈的相關性。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我們通常會測量PImax來評估病人是否可以脫離呼吸器。de Souza等人使用數位式壓力表和到達吸氣峰壓的時間來進行評估。他們發現，多數病人在40和60秒之間達到最大PImax。這項研究的臨床重要性在未來還需要更多的其他研究，特別是在決定病人何時可以脫離呼吸器時，PImax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病人虛弱造成無法脫離呼吸器的重要性。
第八篇文摘是由王和他的同事們所發表“在台灣家庭照護者的照護行為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自我照護行為的影響”。本研究主要在調查自我管理和照顧者負擔之間的關係，以及家庭照護者的照護行為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自我照護行為的影響。在2007年3月至2008年1月進行的一項橫斷面研究，招募192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和他們的主要家庭照護者來回答問卷測量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特點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知識;功能狀態、健康信念、自我效能和自我照護;照護行為和照護者的反應。所有問卷顯示為可接受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病人年齡，健康信念分數，自我效能和疾病相關知識，顯示出與他們的自我照護行為互相關聯。病人本身的自我照護行為和家庭照護者照護行為呈負相關，但是與家庭照護者照護行為的持續時間呈正相關。照護者為病人配偶者表現出較高的自我照護能力，相較於非配偶照護者。然而，有較高慢性阻塞性肺病知識和照護行為的家庭照護者，病人的自我照護行為降低，在病人定期服藥上，也表現出較低的自我照護分數。作者認為，家庭照護者的照護行為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的自我照護行為有一部分的負面影響。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對於每天照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的家庭成員照護者而言是一種長期的負擔。王等人評估了家庭照護者的照護行為對病人自我照護行為的影響。病人自我照護行為與家庭照護者照護行為呈負相關，但是與家庭照護者照護行為的持續時間呈正相關。作者得出有趣的結論，家庭照護者的照護行為有一部分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的自我照護行為是負面影響。由於這項研究是在台灣進行的，因此還不知道是否在世界各地的其他文化中也有類似的結果。
第九篇文摘是由Fioretto和他的同事所發表“在生理鹽水灌洗的急性肺損傷兔模型中，吸入一氧化氮對氧化壓力、組織病理學和發炎性肺損傷的的效應”。這項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在急性肺損傷的兔模型吸入一氧化氮，對氧合作用、氧化壓力，發炎和組織病理學肺損傷的影響。 作者們對40隻兔子進行吸入氧氣濃度100%的機械通氣。以溫的生理食鹽水由氣管滴注來引發急性肺損傷，並且使用總抗氧化劑效能分析來評估肺部氧化壓力。動物實驗的分組如下：一組是沒有使用一氧化氮，且使用6 ml/kg的潮氣容積與5 cm H2O的PEEP；一組是沒有使用一氧化氮，同時使用6 ml/kg的潮氣容積和10 cmH2O的PEEP。一組是有接受5 ppm的一氧化氮，同時使用6 ml/kg的潮氣容積和10 cmH2O的PEEP。10隻沒有人工處理的兔子當作健康對照組。在引發肺損傷後，肺損傷組比對照組更差的動脈血氧分壓(PaO2)。接受吸入性一氧化氮組比起沒有接受一氧化氮吸入組顯示，經由肺灌洗液中白血球計數得知肺部炎症減輕，組織病理學損傷分數下降，有更好的肺保護來對抗氧化損傷。作者的結論是：在以生理鹽水灌洗兔子急性肺損傷模型中吸入一氧化氮減輕氧化壓力、組織病理學和發炎性肺損傷。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Fioretto等人研究了在生理鹽水灌洗的急性肺損傷兔模型中吸入性一氧化氮對氧化壓力、組織病理學和發炎變化的效應。他們發現在這個模型上，吸入5 ppm的一氧化氮可以減輕氧化壓力、組織病理變化，和發炎性肺損傷。如同任何動物實驗，這項處置的臨床意義和成本效益仍有待評估。
這個月，我們發表的是氣道壓力釋放通氣的回顧文章。我們還發表了Novalung pumpless體外肺輔助裝置、伴隨假單胞菌血症而被掩藏的結核性胸膜炎診斷，先天性肺呼吸道畸形，及利用高壓氧治療和暴露在硫化氫後引起的低溫等的病例報告。我們的教學案例是皮膚治療的患者俯臥位置預防皮膚破皮的過程，以及抗精神病藥惡性症候群的非典型表現。
以上是2012年2月份的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由劉金蓉呼吸治療師負責播音，感謝王彩鶴、蕭琬云及鄒亞紘呼吸治療師的協助翻譯，彭逸豪呼吸治療師修稿、朱家成呼吸治療師審稿。如想進一步了解原文內容或是過去議題，請上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網站，www.rcjournal.com，您也可以由網路上訂閱，自動收到未來的網路廣播議題，謝謝您的參與，再見。
第一篇文摘是由Su 和他的同事所發表“拔管後預防性使用非侵襲性通氣：一項前瞻性，多中心隨機對照試驗”。他們對使用機械通氣大於48小時，在可耐受2小時的自發性呼吸測試後拔管的病人進行了一項前瞻性，多中心的隨機對照研究。
病人被隨機分配成兩組：一組是非侵襲性通氣(NIV)組；一組是標準治療組。以72小時內再插管率為主要結果指標。作者使用多變量邏輯回歸分析來決定拔管失敗的預測因素。共有406名病人被隨機分配到NIV或標準治療組。
拔管失敗率、ICU死亡率，或住院死亡率，在兩組之間沒有明顯差異。與NIV組相比較結果，在對照組拔管失敗的原因中以心臟衰竭較常見。在拔管失敗病人中，淺快呼吸指數(RSBI)在兩組之間沒有明顯差異。當涵蓋所有病人的數據顯示：APACHEⅡ評分、最大吸氣壓力，和快速淺呼吸指數可以是拔管失敗的預測因子。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雖然NIV的使用一直在增加，但是否能有效預防拔管後的呼吸衰竭則仍存有爭議。 Su等人對使用機械通氣大於48小時，在可耐受2小時的自發性呼吸測試後拔管的病人進行了一項前瞻性，多中心的隨機對照研究。
病人被隨機分配成兩組：一組是NIV組；一組是標準治療組。作者們發現對於已通過自發性呼吸測試的病人而言，在拔管後預防性的使用NIV並無法降低拔管失敗率或死亡率。然而，由於此項研究並未如之前的研究一樣，依據拔管後發生呼吸衰竭的風險高低來篩選病人。
如Figueroa-Casas菲格羅亞卡薩斯所指出的，對於拔管後有風險導致呼吸衰竭的病人而言，NIV扮演著某種角色，但並非可以常規性的使用於所有的病人。
第二篇文摘是由安若斯和他的同事所發表的“對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AIDS合併缺氧性呼吸衰竭病人使用非侵襲性吐氣末正壓的隨機性試驗”。在這項研究中，作者使用了不同程度的非侵襲性PEEP，評估它們對缺氧性的AIDS病人產生的生理效應。
30位有急性缺氧性呼吸衰竭的AIDS病人，隨機接受了PEEP 為5、10、或15 cmH2O各達20分鐘。PEEP的給予方式是經由面罩，將壓力支持通氣設定在5cm H2O，FiO2設定為 1。病人在不同程度PEEP測試之間可以有20分鐘的自然呼吸當做氣體沖洗期(washout period)。在不同程度的PEEP測試之後，作者都會記錄病人的動脈血液氣體分析值和臨床參數。
結果顯示，PEEP值的增加可線性改善氧合。然而，不論第一次使用的PEEP值高低，氧合作用的程度皆相似，且只有在初期接受較低程度PEEP的組別中，有顯示再接下來使用較高程度的PEEP可以進一步改善病人的氧合。病人的PaCO2也會隨著PEEP的增加而增加，特別是在高的PEEP值時。病人以 5 cm H2O的壓力支持與任何值之PEEP治療的報告，有顯著和持續改善呼吸困難和呼吸頻率。
作者的結論是，患有缺氧性呼吸衰竭的AIDS病人，會隨著逐步提高PEEP而改善氧合作用。然而， PEEP值的增加會使PaCO2也隨之上升，因 此建議PEEP的使用程度應限制在10 cm H2O。無論是否有設定PEEP，當5 cm H2O的壓力支持，病人有主觀感覺改善呼吸困難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AIDS是一種常會發生呼吸道感染，低血氧症，和死亡相關的流行性疾病。 Anjos等人進行了AIDS病人有低血氧性呼吸衰竭以非侵襲性PEEP的隨機試驗。他們發現，AIDS合併低血氧性呼吸衰竭病人中，逐步地增加PEEP達15 cm H2O，可以改善氧合。然而，PaCO2的相應升高的限制，使PEEP設定建議值在10 cm H2O以下。無論PEEP值的設定如何，在 5 cm H2O的壓力支持通氣下，明顯改善病人呼吸困難的主觀感覺。Mehta and Lapinsky在他們的編輯描述，這一研究結果表明，在這個病人族群應用5 cm H2O壓力支持，可降低呼吸困難，較高PEEP值應避免造成高碳酸血症的風險。
第三篇文摘是由Clinkscale所發表“插管和非插管成人應用傳統的胸部物理治療與高頻率胸部壓縮的隨機試驗”。這是一項單一中心隨機試驗，其中住院插管和非插管的病人，比較傳統的CPT和高頻率胸壁壓縮。主要結果指標為住院天數。
280例病人被隨機分配接受傳統的CPT或高頻胸壁壓縮。被隨機分派到傳統CPT的病人，其平均住院日為12.5天；至於分配到高頻胸壁壓縮組的病人，其平均住院日為13天。
病人的舒適度是使用目視類比法(visual analog scale)評估，且病人隨機以傳統的CPT與高頻率胸壁壓縮比較顯著地高。以胸部X光追蹤到改善肺葉塌陷的時間也是傳統的CPT較高頻率胸壁壓縮為短。而所有其他次要的結果指標，包括醫院的死亡率和院內性肺炎，兩組結果相似。
作者的結論是，由於這項研究感興趣的主要結果效力不足，因此他們無法對於插管或未插管成年病人該使用高頻胸壁壓縮或傳統CPT做建議。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Clinkscale等比較傳統CPT及通過振動背心高頻率胸壁壓縮的成效。不幸的是，這項研究對感興趣的主要結果效力不足。因此我們無法對於插管或未插管成年病人該使用高頻胸壁壓縮或傳統CPT做建議。 Ntoumenopoulos指出，有以下幾個原因，這個研究並沒有提供我們住院的病人非常需要做氣道清潔治療的最佳證據。雖然這項研究未能顯示出傳統的CPT和高頻率胸壁壓縮之間的重要差異，目前還不清楚治療結果是否可改善病人預後。
第四篇文摘是由Wang 與同事所發表“在中國人族群中呼吸睡眠中止病人使用連續性氣道正壓通氣(CPAP)的依從性”。這個研究的目的是評估在中國使用連續性氣道正壓通氣(CPAP)治療呼吸睡眠中止病人的效益。本項研究收集了210位診斷為阻斷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且都曾接受過CPAP調整測試。作者們以電話訪問病人使用連續性氣道正壓通氣(CPAP)的時間。有70%病人告知，他們接受訪問的這幾週，每天使用連續性氣道正壓通氣(CPAP)的時間少於4小時。193位病人參與這項測試。在訪談的這段時間裡，這193位病人中仍有100位病人持續使用CPAP。這193位病人中有29位病人在這段時間沒有使用CPAP。這193位病人中有64位病人在研究結束後沒有使用CPAP。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病人的依從性太低，他們無法適應戴著CPAP睡覺。他們感受不到真的需要或是CPAP可以帶來甚麼好處，CPAP對於夜間睡眠帶來許多的困擾。作者們的結論是，在中國天津市裡，病人使用CPAP的成效很低。只有一半的病人願意接受這項治療，另有一半的病人不願意或是放棄使用CPAP。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Wang 等作者在中國大陸給予診斷阻塞性呼吸睡眠中止的病人使用CPAP。只有一半的病人願意接受此項治療，有一半的病人不願意或是放棄使用CPAP。在改善CPAP的使用上，臨床醫師應該考慮病人在使用CPAP的舒適度。對於病人有關CPAP的教育、支持與追蹤使用是很重要的。
第五篇文摘是由Turkay與同事所發表”脂肪性肝病對於呼吸睡眠中止的影響:慢性間歇性缺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這個研究主要的目的是評估慢性間歇性缺氧和阻塞性睡眠中止(OSA)的相關參數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嚴重度。他們對於OSA的病人進行肝臟功能檢查和超音波掃描做為嚴重度指標。被診斷為脂肪肝的病人有71位，列為第1組; 第2組有35位病人為控制組。在兩組病人中被診斷為OSA的病人分別為，第一組有71.2%，第二組有35.7%。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嚴重程度由中度到重度，平均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和血氧飽和度指數都有明顯的增加。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呈現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血氧飽和度下降指數、最低血氧飽和度值和睡眠期間SpO2 < 90%的百分比，對於非酒精性引起的脂肪肝調整預測因素包括身體質量指數、體重、胰島素耐受度。此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嚴重度於睡眠時產生的缺氧時間長短是有相關聯的。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慢性間歇性缺氧和阻塞性睡眠中止對於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影響由Turkay等人所提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嚴重度與睡眠時產生的缺氧時間長短有關聯。作者們的結論是在阻塞性睡眠中止症病人有很高的盛行率患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其脂肪性肝病的病理機轉是睡眠時產生的低血氧所致。
第六篇文摘是由Sui和同事所發表“細菌消毒劑使用於呼吸器表面的成效”。這個研究主要調查呼吸器表面與床邊儀器的細菌汙染率。作者們使用棉花棒於呼吸器與床邊儀器的表面採樣探測細菌的汙染。再以0.5%次氯酸鈉和巴斯德消毒後的第0.5、8、24小時，對於呼吸器表面例如面板、Y形管和集水瓶使用棉花棒取樣。消毒24小時後使用75%酒精噴灑在面板、Y-pieces和集水瓶並於表面採樣評估細菌數。在呼吸器的欄杆把手檢查偵測到金黃色葡萄球菌菌株為64.7%、呼吸器管路的Y形管為86.7%、甦醒球60%。綠膿桿菌菌株在Y形管表面為6.7%、集水瓶13.3%、抽痰系統6.7%、甦醒球13.3%。
以0.5%次氯酸鈉和巴斯德消毒後8個小時整體細菌數有明顯增加的包括面板、Y形管、和集水瓶。面板經由75%酒精噴灑，金黃色葡萄球菌株的濃度有明顯減少。然而，集水瓶表面經由75%酒精噴灑後，綠膿桿菌株偵測需要再觀察。作者們建議，呼吸器的表面包括面板、Y形管、和集水瓶至少每8個小時要消毒以控制細菌生長。使用75%酒精噴灑消毒及空氣乾燥可以有效地減少呼吸器表面的金黃色葡萄球菌菌株。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Sui等人評估了有關細菌消毒劑使用於呼吸器表面的成效。他們發現呼吸器的表面包括面板、Y形管和集水瓶必須定期消毒可以減少細菌孳長。使用75%酒精噴灑消毒及空氣乾燥可以有效地減少呼吸器表面的金黃色葡萄球菌菌株。這種做法是否可以減少院內感染尚未確定。
第七篇文摘是由de Souza和他的同事們所發表“在機械通氣病人中使用數位式真空計來評估吸氣壓力: 分析吸氣尖峰到達的時間”。這項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算出機械通氣病人最適合脫離呼吸器的最大吸氣壓力(PImax)決定點，並分析PImax值的相關因素。PImax的測量方法是使用一個數位式真空計加上一個單向閥來只允許病人呼氣。所有的病人都有使用呼吸器，且符合ATS 和 ERS進行脫離呼吸器試驗的標準。87個參加試驗的病人中，有84人完成測驗。在觀察期的前20秒中，沒有任何病人達到PImax。在第20秒到40秒達到PImax的有12人；在第40秒到60秒達到的有72人。在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中，只有年齡和P0.1 與PImax值有顯著相關。作者的結論是，多數病人在40和60秒之間會達到最大吸氣尖峰。且發現老年病人有較低的PImax值，而較高的P0.1值與較高PImax值具有強烈的相關性。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我們通常會測量PImax來評估病人是否可以脫離呼吸器。de Souza等人使用數位式壓力表和到達吸氣峰壓的時間來進行評估。他們發現，多數病人在40和60秒之間達到最大PImax。這項研究的臨床重要性在未來還需要更多的其他研究，特別是在決定病人何時可以脫離呼吸器時，PImax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病人虛弱造成無法脫離呼吸器的重要性。
第八篇文摘是由王和他的同事們所發表“在台灣家庭照護者的照護行為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自我照護行為的影響”。本研究主要在調查自我管理和照顧者負擔之間的關係，以及家庭照護者的照護行為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自我照護行為的影響。在2007年3月至2008年1月進行的一項橫斷面研究，招募192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和他們的主要家庭照護者來回答問卷測量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特點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知識;功能狀態、健康信念、自我效能和自我照護;照護行為和照護者的反應。所有問卷顯示為可接受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病人年齡，健康信念分數，自我效能和疾病相關知識，顯示出與他們的自我照護行為互相關聯。病人本身的自我照護行為和家庭照護者照護行為呈負相關，但是與家庭照護者照護行為的持續時間呈正相關。照護者為病人配偶者表現出較高的自我照護能力，相較於非配偶照護者。然而，有較高慢性阻塞性肺病知識和照護行為的家庭照護者，病人的自我照護行為降低，在病人定期服藥上，也表現出較低的自我照護分數。作者認為，家庭照護者的照護行為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的自我照護行為有一部分的負面影響。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對於每天照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的家庭成員照護者而言是一種長期的負擔。王等人評估了家庭照護者的照護行為對病人自我照護行為的影響。病人自我照護行為與家庭照護者照護行為呈負相關，但是與家庭照護者照護行為的持續時間呈正相關。作者得出有趣的結論，家庭照護者的照護行為有一部分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的自我照護行為是負面影響。由於這項研究是在台灣進行的，因此還不知道是否在世界各地的其他文化中也有類似的結果。
第九篇文摘是由Fioretto和他的同事所發表“在生理鹽水灌洗的急性肺損傷兔模型中，吸入一氧化氮對氧化壓力、組織病理學和發炎性肺損傷的的效應”。這項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在急性肺損傷的兔模型吸入一氧化氮，對氧合作用、氧化壓力，發炎和組織病理學肺損傷的影響。 作者們對40隻兔子進行吸入氧氣濃度100%的機械通氣。以溫的生理食鹽水由氣管滴注來引發急性肺損傷，並且使用總抗氧化劑效能分析來評估肺部氧化壓力。動物實驗的分組如下：一組是沒有使用一氧化氮，且使用6 ml/kg的潮氣容積與5 cm H2O的PEEP；一組是沒有使用一氧化氮，同時使用6 ml/kg的潮氣容積和10 cmH2O的PEEP。一組是有接受5 ppm的一氧化氮，同時使用6 ml/kg的潮氣容積和10 cmH2O的PEEP。10隻沒有人工處理的兔子當作健康對照組。在引發肺損傷後，肺損傷組比對照組更差的動脈血氧分壓(PaO2)。接受吸入性一氧化氮組比起沒有接受一氧化氮吸入組顯示，經由肺灌洗液中白血球計數得知肺部炎症減輕，組織病理學損傷分數下降，有更好的肺保護來對抗氧化損傷。作者的結論是：在以生理鹽水灌洗兔子急性肺損傷模型中吸入一氧化氮減輕氧化壓力、組織病理學和發炎性肺損傷。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Fioretto等人研究了在生理鹽水灌洗的急性肺損傷兔模型中吸入性一氧化氮對氧化壓力、組織病理學和發炎變化的效應。他們發現在這個模型上，吸入5 ppm的一氧化氮可以減輕氧化壓力、組織病理變化，和發炎性肺損傷。如同任何動物實驗，這項處置的臨床意義和成本效益仍有待評估。
這個月，我們發表的是氣道壓力釋放通氣的回顧文章。我們還發表了Novalung pumpless體外肺輔助裝置、伴隨假單胞菌血症而被掩藏的結核性胸膜炎診斷，先天性肺呼吸道畸形，及利用高壓氧治療和暴露在硫化氫後引起的低溫等的病例報告。我們的教學案例是皮膚治療的患者俯臥位置預防皮膚破皮的過程，以及抗精神病藥惡性症候群的非典型表現。
以上是2012年2月份的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由劉金蓉呼吸治療師負責播音，感謝王彩鶴、蕭琬云及鄒亞紘呼吸治療師的協助翻譯，彭逸豪呼吸治療師修稿、朱家成呼吸治療師審稿。如想進一步了解原文內容或是過去議題，請上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網站，www.rcjournal.com，您也可以由網路上訂閱，自動收到未來的網路廣播議題，謝謝您的參與，再見。
2012年1月2日 星期一
2012年1月份美国呼吸治疗杂志的中文网播簡體中文版
您好，我是刘金蓉呼吸治疗师，为您进行2012年1月份美国呼吸治疗杂志的中文网播。本期内容主要是第48届呼吸治疗杂志会议的主题——肺功能测定。我们感谢会议联合主席Gregg Ruppel 和Paul Enright以及每一位为这次会议成功召开努力的同仁。这些文章不仅日常操作和判读肺功能者有兴趣，而且受试者也会产生兴趣。接下来由杂志主编Dean Hess博士为您做摘要讲评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篇是由McCormack发表的有关肺弥散功能测定变异的文章。单次呼吸肺弥散功能测定是一个测定肺泡毛细血管膜气体交换能力的常见肺功能测定方法。肺弥散功能的测定用于鉴别阻塞性和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疾病，帮助评估残疾和移植患者，监测药物毒性。但是测量的变异限制了它的使用。测量产生变异的原因来源于设备、测量环境、患者因素以及参考标准。实验室可通过设备标准化、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将测试环境和程序标准化、根据病人特点解释来降低变异率。
Dean Hess博士的评论
正如McCormack所讨论的，肺弥散功能的变异限制了他的应用。变异归结于设备、测量环境、患者因素以及所使用的参考标准。也正如她在文章中提到，变异可以通过很多方法缩小，例如设备标准化、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将测试环境和程序标准化、根据病人特点解释。
第二篇是由Ruppel撰写的有关肺容积测定的临床价值。肺容积测定被认为是完整肺功能测定的一部分，但他对于提高临床决定的价值却不清楚。不同于肺计量测定和肺弥散功能测定法可确定或排除一种诊断，当肺容积可被辨识时却提供不多的明确显示。当肺活量或用力肺活量降低时，或许是确定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疾病的最重要表现。很多病因都可导致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而临床人员却经常用肺活量或用力肺活量当做肺容积的初始指标。这在生理学上有意义，因为在健康和真正具有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疾病的患者中，肺活量是肺总量的构成部分。混合型通气功能障碍和非特定形态则需要测定肺总量来确定潜在的生理疾病。肥胖患者中，肺活量和肺总量可保持在正常值范围内，但功能残气量却指数性的下降。在气道阻塞性疾病中，肺容积特别是残气量通常增加，肺总量可正常，但在终末期COPD患者中可显著增加。过度充气和气体闭陷通常被用来反映这些改变，但却没有充分标准化。与阻塞程度相关的肺容积的变异显示需要测定气体闭陷来监测治疗效果。深吸气量、残气量和功能残气量的变化都是反映支气管扩张剂和降低肺过度膨胀疗法的重要指标。如何测量肺容积也是重要的，特别是在那些中度和重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疾病患者中。在确定是否有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时，体描法比气体稀释法通常更准确。然而，两者技术之间的差异尚未被完全理解。更新的方法像计算机断层扫描不适合常规的检测方法，但可帮助了解潜在的生理疾病。
Dean Hess博士的评论
肺容积被认为是完整肺功能测定的一部分。但是正如Ruppel所指出的肺容积具有鉴别意义的病例很少。肺容积减少或许是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最重要的指标。尽管体描法比气体稀释法在确定是否有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时更准确，但最近已经受到挑战。计算机断层扫描可帮助了解潜在的生理疾病。
第三篇文章是由Busse所撰写的有关正常肺功能测量仪是哮喘病人的最佳肺部诊断方法。哮喘是一种具有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和变化的气流阻塞特点的疾病。然而哮喘的诊断均基于非特异性的临床症状，如咳嗽、哮鸣和气短。体格检查和肺功能的测定在诊断哮喘时通常被忽略，因此增加了这种疾病的诊断难度。这篇论文回顾了当肺功能是正常时哮喘的诊断方法，极大地关注了支气管激发试验在发现潜在气道高反应性的意义。
Dean Hess博士的评论
哮喘的诊断经常是基于非特异性的临床症状如咳嗽、哮鸣和气短。体格检查和肺功能的测定经常在诊断哮喘时被忽略，因而也增加了诊断难度。Busse回顾了当肺功能是正常时诊断哮喘的方法，关注了支气管激发试验在发现潜在气道高反应性的意义。
第四篇文章是由Salzman撰写的有关肺功能如何区别COPD基因表型之间的差别。我们仍然处于通过发现有用的COPD基因表型来治疗疾病的早期阶段。然而，我们知道严重的COPD患者会死亡。多种COPD的基因表型与死亡率相互关联：第一秒用力呼气量、吸气量与肺总量的比例、一氧化碳弥散量测试、六分钟走路距离测试和最大氧气消耗或最大瓦特的运动测试等。然而，综合性参数，如BODE index等，它们更有临床意义，因为它们综合了影响功能受损和死亡危险的严重度。支气管扩张剂反应只是帮助区别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这里不是用来做诊断的。
正常的一氧化碳弥散量测试可以帮助排除运动引发的氧饱和度下降，但对于一氧化碳弥散量降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而言，则需要运动测试才能确认血氧降低。在目前，单独肺功能测试无法定义病人对于特定治疗的反应。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中，出现气流阻塞和它的严重度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炎性产物指标(吐气中的一氧化氮、痰液和支气管肺泡灌洗中的嗜酸性细胞)可帮助鉴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哮喘。
遗传学是较有希望可以去说明病理学和治疗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领域，但现在α-1抗胰蛋白酶缺乏是唯一关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管理的遗传决定性基因表型。在未来最好的希望似乎在于基因表型的分型或比例上，两者都可以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区别出哮喘，并能指引治疗方式。或许再好是甩弃旧的、有限的诊断观念。相反的，如果我们从有趣的结果开始，或许我们可以回到在这些结果的预测项目上努力，并且将对治疗选择、功能性结果，和死亡率的预测项目组织成新的诊断实体。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严重度上有许多基因表型与死亡率有相互关联。 然而，如BODE index等的综合性参数，更有意义。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中，出现气流阻塞和它的严重度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支气管扩张剂反应测试与炎性产物指标一样，可帮助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区别出哮喘。α-1抗胰蛋白酶缺乏是现在唯一有相关性的遗传决定性基因表型。
第五篇文摘。多年来，人们对于成人肺功能测试标准化做了很多工作。这篇文摘由Seed 与其同事完成。许多有关肺功能曲线图的判读规则，都是以在成人中的观察为基础的，而儿童肺功能的判读规则则较少被关注。人们试图以成人的文献资料应用于儿童族群。本篇评论试图去显示在成人和儿童的肺功能测试中，有哪些内容是相似的，哪些是不同的。
由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在2005年共同发表的最新标准中，试图纳入在肺活量检查中有关儿童族群的差异，但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目前一般认定肺活量检查是儿童肺功能的主要项目，不过仍有一些情况会需要用到体积描计图或肺部弥散试验。肺功能试验，尤其是肺活量，在儿童中对于肺病疾病的诊断，以及对治疗效果的监测都可以提供许多信息。
本篇评论将介绍这些测试执行于儿童时的一些限制。肺功能测试，特别是肺活量检查，已被经常用以诊断儿童肺部疾病和监测治疗的反应。藉由使用较标准化的肺功能测试于儿童，以及加强对技术员的训练，可以将此测试的年龄限制延伸到六岁以下，有时甚至可到五岁以下。另外，藉由获得更标准化有意义的结果和根据年龄的判读来获得最佳的诊断讯息，对于罹患肺疾的儿童较好的治疗。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我们都曾被教导儿童并非成人的缩小版。而在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最近发表的标准中，试图纳入在肺活量检查中有关儿童族群的差异，但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目前一般认定肺活量检查是儿童肺功能的主要项目，不过仍有一些情况会需要用到体积描计图或肺部弥散试验。藉由使用标准化的肺功能测试于儿童，在执行测试的年龄限制部分，可以被延伸到六岁以下。
第六篇文摘。对于肺功能的各项内容加以测量，是评估呼吸系统相对简单、不具侵入性，且较便宜的方法。使用这些测试来判定内科或外科介入的危险性，源于它们相对于过去病史或体格检查，更可以较敏感的发现到潜在的肺疾病。这点在Hnatiuk的文章中有提及。当结合了前面的设想，早期发现肺部异常会导致病人处置的不同，而改变病人的预后，最终目标则变得非常吸引人。然而，尽管科技的进步，实现这目标在许多领域是被证明是比预期更具挑战性的。这篇文章是去回顾文献对于解决这些领域中困难的部分。而很清楚的是需要更多研究探讨，在找到确切答案之前，还需要设计更严谨的研究才行。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使用肺功能检查对因内科或外科介入而产生的风险具有很多的临床益处。最终目标是早期发现肺部异常以改善病人的预后。然而，实现这目标是被证实具有挑战性的。需要更多研究探讨及加入一些更严密设计的研究。
第七篇文摘。肺活量检查被认为是检查气流限制与阻塞性肺疾病的关系的主要方法。然而，气流限制却是众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原因所造成的最终结果。这其中一个因素是Kaminsky在文章中所描述的气道阻力增加。
气道阻力的传统测量方法，是使用体积描计器测量气流和的驱动压力，从而得到气道阻力、特定的气道阻力和特定的气道传导。其他测量气道阻力的方法包含强迫震荡技术 -- 它可以计算呼吸系统阻力和电阻抗，和气流中断技术 --- 它可以计算中断时的阻力。而这些方法的好处是比肺活量检查容易执行，特别适合不能配合肺活量检查的病人，例如年幼的儿童、神经肌肉疾病的病人或是使用机械通气的病人。
由于肺活量测定法需要一个深深的吸气，它可以改变气道阻力，而这些不同的方法或许可以提供更敏感的方法去测量气道阻力。此外，强迫震荡技术能够独特地提供肺的机械力学讯息，这是肺活量检查、体积描计器或是气流中断技术所无法做到的。
然而，目前仍不清楚以这些方法测量得到的气道阻力，是否比经由传统肺活量检查测得的方法更具有临床意义。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在回顾测量气道阻力上的生理学与方法论，然后着重于它们在相互之间及与肺活量检查的临床应用。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气道阻力传统上是使用体积描计器来测量气流和驱动压力。如同Kaminsky文章中描述的，其他测量气道阻力的方法包含强迫震荡技术和气流中断技术。而这些方法对于肺活量检查执行上来说是相对容易的。不同的方法或许可以提供更具敏感性的气道阻力测量方式，但是其他气道阻力测量方式比传统肺活量检查在临床上的重要性仍是不清楚的。
第八篇文摘。随着1950年对外科病人的登阶梯测试被引进后，以运动为基础的测试就成为一项实用的诊断工具，以及成为传统心肺测试外的附属测试。
从那时开始，如同Pichurko在文章中描述的，我们见证了许多测试方法的迅速发展，与它们在指南及临床应用上的不同。而简单的测试(来回走动、爬楼梯、六分钟走路测试)是不需要太多仪器及技术支持，所以对医师或是病人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而在最后一个部分则是心肺运动测试，它有更复杂的仪器需求、技术支持及讲解策略。
六分钟走路测试相对于其他的测试，在很多疾病已逐步演变成多方面研究的诊断工具，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动脉高压、间质性肺疾病、充血性心衰竭和在手术前的病人评估等等。如果再加上血氧饱和度的检测和计算运动后心跳恢复情形，六分钟走路测试提供的临床信息远较走路距离的测量重要。
但是它真的非常完美和有足够的信息来取代有较高的要求及实用性较少的心肺运动测试吗?
实际上，在临床的应用上是重复的，六分钟走路测试足够代替它的功能。然而，在许多无法解释的呼吸困难之最初的评估，在损伤及失能的正式评估，在充血性心衰竭的详细评估，和筛选肺癌病人的肺切除之前，心肺运动测试仍然是最佳选择。使用便携式代谢和心肺监测来帮助提升六分钟走路测试的诊断能力，也许可以进一步消除或减少两项运动测试之间在诊断能力上的差异。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来回走动、爬楼梯、六分钟走路测试是不需要太多的仪器及技术支持，而运动心肺测试则较为复杂。六分钟走路测试已做为很多心肺疾病的诊断工具。然而，如同Pichurko指出:心肺运动测试对于无法解释的呼吸困难，在损伤及失能的正式评估，在充血性心衰竭的详细评估，和筛选后肺癌病人的肺切除之前，心肺运动测试仍然是最佳选择。
第九篇文摘。如同Haynes在他的文章里所说，肺功能技术员的技术及工作习惯与病人测试结果的质量息息相关，所以肺功能技术员的任用非常重要。肺功能技术员必须要机智、灵敏、谨慎，且拥有批判性思考的技巧。需要进行标准化的测试研究，真正辨识出那些有较好人格特质的工作表现。监测技术员的表现和技术员的反馈能够改善测试的质量，但只有少数的实验室在这么做。对肺功能实验室进行认证有助于保护大众免于数据错误而导致潜在的误诊和误治。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对于肺功能技术员必须要机敏、谨慎、且具有批判性思考的技巧是毫无疑问的。监测技术员的表现和技术员的反馈能够改善测试的质量，但只有少数的实验室在这么做。对肺功能实验室进行认证有助于保护大众免于数据错误而导致潜在的误诊和误治。
第十篇文摘。Miller和Enright特别针对2005年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所共同发表的指南差异，讨论肺功能测试的判读策略。所有肺专科医师，包括近期完成训练者，需要有能力做重症评估及判读肺功能测试。除此之外，有些权威建议呼吸治疗师可在有医疗主管下的肺功能实验室做肺功能报告判读。由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在2005年共同发表的肺功能报告判读指南中，并没有针对肺容积和DLCO提供良好的参考公式建议。使用简单的问卷可以帮助决定做肺部疾病预测的可能性。到肺功能检查室中大约有15%的病人会呈非特异性的型态，其中仍有许多临床相关性，但通常都属于良性的。较少见的肺功能检查型态及其他导致致病因素(如肥胖、呼吸肌肉虚弱，或心脏衰竭)未在指南中讨论。间质性肺疾病的病人中，超过一半具有正常的DLCO 和肺泡容积比值，也有很多是具有正常的肺总量。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2005年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所共同发表的指南对于肺功能判读缺乏肺容积和 DLCO和非白人做出最佳参考公式建议。使用简要的问卷可以决定做肺部疾病前测的可能性。遗憾的是，较少见的肺功能检查型态及其他导致致病因素没有在指引中被讨论。
第十一篇文摘。由Culver所发表的文章讨论的是“如何界定正常范围的下限”。肺功能的各项参数须参考年龄及体型，所以不同于其他实验室检查，预测值的正常范围因人而异。以肺活量检查来说，只有较低的数值被考虑为异常，所以正常值的下限设定在不抽烟健康人数值的第五百分位。简单而经常被使用的是FEV1/FVC < 0.70则表示气流有阻塞，或者是低于预估值的80%也是异常值，若是数值不准确的话则会导致错误的疾病分类，尤其是较年轻、较高的人的异常不易被诊断，而较老、较矮的人则会被过度诊断。
一项较准确FEV1/FVC比值的正常值下限，是基于测量值会随年龄改变的认识下，每个人都可以用年龄的FEV1/FVC预测值减去10做为正常值下限标准。此参考数据的分析及数学上的描述近年来已有被经常应用的趋势，但是判读值接近正常值下限时仍然含有不确定性，主要是正常下限值与能早期反应出疾病的数值有重叠。
在肺功能实验的病人，疾病可能性的预测分数可能相当高，所以即使病人的检查值高于正常值下限，也有可能具有呼吸方面的疾病。呼吸科的未来目标是在发展风险层级的预后数值来预估肺功能恶化造成疾病的可能性。当判读肺活量检查报告值接近正常值下限时将以怀疑的方式，但不是以诊断方式是来确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更重要的工作是专注在已很清楚的数据库中去比对。为此，高质量的肺活量检查仍属于最好的工具且必须广泛使用。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如何去界定一个正常值的下限值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以肺活量检查来说，只有较低的数值被考虑为异常，所以正常值的下限设定在一般不抽烟健康人数值的第五百分位。简单而经常被使用的经验法则是数值不准确的话则会导致错误的疾病分类。此参考数据的分析及数学上的描述近年来已有被经常应用的趋势，但是判读值接近正常值下限时仍然含有不确定性，主要是正常下限值与能早期反应出疾病的数值有重叠。呼吸科的未来目标是发展风险层级的预后数值来预估肺功能恶化造成疾病的可能性。
第十二篇文摘。我们是否继续推动每个医师办公室都要有肺活量检查? Enright提出了这个问题。医疗专业协会推行在诊所医师办公室使用肺活量检查来筛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尽管做了努力，成功率仍是不够令人满意的低。简单气流测试肺量计有技术上的瑕疵，它可能导致错误的解读，而且它们也很少被校正。
若是以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来执行肺活量检查，且付费标准是根据检查报告的质量时，则在成人和学龄儿童的成功率可高达90%。但是对于较小的孩童及老人，肺功能检查仍旧是个挑战。对于技术员们的测试结果给予规律的反馈是必要的。即使是使用精准的肺活量计、可以配合的病人和技术熟练的技术员，开医嘱的医师仍可能会对数据产生错误解读。除非高质量测试和给付绑在一起，在诊所使用肺活量检查仍然是会有问题的。使用第一秒用力呼气量或峰流速测量来排除大部分病人呼吸道异常，剩下的病人再接受更复杂的检查会是较好的方法。呼吸治疗师应该投入这一方面的努力。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Enright指出在诊所门诊提供高质量的肺功能检查是有其困难的。他建议使用两个阶段计划。对于抽烟的人、和以第一秒用力呼气量或峰流速测量来排除COPD的病人。他们具有不正常的数值，再以高质量的肺活量检查。Enright认为呼吸治疗师在这计划中是具有价值的参与者。
第十三篇文摘。“肺功能检查的未来展望”由MacIntyre所发表。目前的肺功能实验室着重在于描述病理生理学，以及定量疾病的严重度。当我们往前看，肺功能测试的结果是重要的，可以让我们知道疾病的预后并且具体影响到临床决策。为此，改善仪器性能是必须的、高质量的技术员更是关键，而且被正确训练的判读医师加上良好的参考标准是必要的。除此之外，当这些检查的可行性增加时，有质量的检查仍是被追求的。未来在肺功能实验室中将可能有一系列新颖的测试项目被纳入。这些测试项目可能是将现有的技术加以改良，也可能是处于初期研发阶段的新技术。举例来说，象是呼气分析、肺部力学及气体交换的复杂分析、心脏及组织氧合作用的评估，以及影像的技术。采用任何新技术将需要更多明确的证据来说明新技术是真的能成为临床决策的佐证。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肺功能测试未来或许会包含；呼气分析、肺部力学及气体交换的复杂分析、心脏及组织氧合作用的评估，以及影像的技术。采用任何新技术将需要更多明确的证据来说明新技术是真的能成为临床决策的佐证。这些测试将须要改善仪器的性能、高质量的技术员，训练有素的判读医师及正确的参考标准。
以上是2012年1月份的呼吸治疗期刊的简体中文网播，由刘金蓉呼吸治疗师负责播音，感谢王胜昱医师的协助翻译，袁月华主任修稿、朱家成呼吸治疗师审稿。如想进一步了解原文内容或是过去议题，请上美国呼吸照护期刊网站，www.rcjournal.com，您也可以由网络上订阅，自动收到未来的网络广播议题，谢谢您的参与，再见。
第一篇是由McCormack发表的有关肺弥散功能测定变异的文章。单次呼吸肺弥散功能测定是一个测定肺泡毛细血管膜气体交换能力的常见肺功能测定方法。肺弥散功能的测定用于鉴别阻塞性和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疾病，帮助评估残疾和移植患者，监测药物毒性。但是测量的变异限制了它的使用。测量产生变异的原因来源于设备、测量环境、患者因素以及参考标准。实验室可通过设备标准化、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将测试环境和程序标准化、根据病人特点解释来降低变异率。
Dean Hess博士的评论
正如McCormack所讨论的，肺弥散功能的变异限制了他的应用。变异归结于设备、测量环境、患者因素以及所使用的参考标准。也正如她在文章中提到，变异可以通过很多方法缩小，例如设备标准化、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将测试环境和程序标准化、根据病人特点解释。
第二篇是由Ruppel撰写的有关肺容积测定的临床价值。肺容积测定被认为是完整肺功能测定的一部分，但他对于提高临床决定的价值却不清楚。不同于肺计量测定和肺弥散功能测定法可确定或排除一种诊断，当肺容积可被辨识时却提供不多的明确显示。当肺活量或用力肺活量降低时，或许是确定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疾病的最重要表现。很多病因都可导致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而临床人员却经常用肺活量或用力肺活量当做肺容积的初始指标。这在生理学上有意义，因为在健康和真正具有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疾病的患者中，肺活量是肺总量的构成部分。混合型通气功能障碍和非特定形态则需要测定肺总量来确定潜在的生理疾病。肥胖患者中，肺活量和肺总量可保持在正常值范围内，但功能残气量却指数性的下降。在气道阻塞性疾病中，肺容积特别是残气量通常增加，肺总量可正常，但在终末期COPD患者中可显著增加。过度充气和气体闭陷通常被用来反映这些改变，但却没有充分标准化。与阻塞程度相关的肺容积的变异显示需要测定气体闭陷来监测治疗效果。深吸气量、残气量和功能残气量的变化都是反映支气管扩张剂和降低肺过度膨胀疗法的重要指标。如何测量肺容积也是重要的，特别是在那些中度和重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疾病患者中。在确定是否有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时，体描法比气体稀释法通常更准确。然而，两者技术之间的差异尚未被完全理解。更新的方法像计算机断层扫描不适合常规的检测方法，但可帮助了解潜在的生理疾病。
Dean Hess博士的评论
肺容积被认为是完整肺功能测定的一部分。但是正如Ruppel所指出的肺容积具有鉴别意义的病例很少。肺容积减少或许是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最重要的指标。尽管体描法比气体稀释法在确定是否有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时更准确，但最近已经受到挑战。计算机断层扫描可帮助了解潜在的生理疾病。
第三篇文章是由Busse所撰写的有关正常肺功能测量仪是哮喘病人的最佳肺部诊断方法。哮喘是一种具有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和变化的气流阻塞特点的疾病。然而哮喘的诊断均基于非特异性的临床症状，如咳嗽、哮鸣和气短。体格检查和肺功能的测定在诊断哮喘时通常被忽略，因此增加了这种疾病的诊断难度。这篇论文回顾了当肺功能是正常时哮喘的诊断方法，极大地关注了支气管激发试验在发现潜在气道高反应性的意义。
Dean Hess博士的评论
哮喘的诊断经常是基于非特异性的临床症状如咳嗽、哮鸣和气短。体格检查和肺功能的测定经常在诊断哮喘时被忽略，因而也增加了诊断难度。Busse回顾了当肺功能是正常时诊断哮喘的方法，关注了支气管激发试验在发现潜在气道高反应性的意义。
第四篇文章是由Salzman撰写的有关肺功能如何区别COPD基因表型之间的差别。我们仍然处于通过发现有用的COPD基因表型来治疗疾病的早期阶段。然而，我们知道严重的COPD患者会死亡。多种COPD的基因表型与死亡率相互关联：第一秒用力呼气量、吸气量与肺总量的比例、一氧化碳弥散量测试、六分钟走路距离测试和最大氧气消耗或最大瓦特的运动测试等。然而，综合性参数，如BODE index等，它们更有临床意义，因为它们综合了影响功能受损和死亡危险的严重度。支气管扩张剂反应只是帮助区别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这里不是用来做诊断的。
正常的一氧化碳弥散量测试可以帮助排除运动引发的氧饱和度下降，但对于一氧化碳弥散量降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而言，则需要运动测试才能确认血氧降低。在目前，单独肺功能测试无法定义病人对于特定治疗的反应。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中，出现气流阻塞和它的严重度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炎性产物指标(吐气中的一氧化氮、痰液和支气管肺泡灌洗中的嗜酸性细胞)可帮助鉴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哮喘。
遗传学是较有希望可以去说明病理学和治疗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领域，但现在α-1抗胰蛋白酶缺乏是唯一关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管理的遗传决定性基因表型。在未来最好的希望似乎在于基因表型的分型或比例上，两者都可以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区别出哮喘，并能指引治疗方式。或许再好是甩弃旧的、有限的诊断观念。相反的，如果我们从有趣的结果开始，或许我们可以回到在这些结果的预测项目上努力，并且将对治疗选择、功能性结果，和死亡率的预测项目组织成新的诊断实体。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严重度上有许多基因表型与死亡率有相互关联。 然而，如BODE index等的综合性参数，更有意义。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中，出现气流阻塞和它的严重度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支气管扩张剂反应测试与炎性产物指标一样，可帮助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区别出哮喘。α-1抗胰蛋白酶缺乏是现在唯一有相关性的遗传决定性基因表型。
第五篇文摘。多年来，人们对于成人肺功能测试标准化做了很多工作。这篇文摘由Seed 与其同事完成。许多有关肺功能曲线图的判读规则，都是以在成人中的观察为基础的，而儿童肺功能的判读规则则较少被关注。人们试图以成人的文献资料应用于儿童族群。本篇评论试图去显示在成人和儿童的肺功能测试中，有哪些内容是相似的，哪些是不同的。
由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在2005年共同发表的最新标准中，试图纳入在肺活量检查中有关儿童族群的差异，但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目前一般认定肺活量检查是儿童肺功能的主要项目，不过仍有一些情况会需要用到体积描计图或肺部弥散试验。肺功能试验，尤其是肺活量，在儿童中对于肺病疾病的诊断，以及对治疗效果的监测都可以提供许多信息。
本篇评论将介绍这些测试执行于儿童时的一些限制。肺功能测试，特别是肺活量检查，已被经常用以诊断儿童肺部疾病和监测治疗的反应。藉由使用较标准化的肺功能测试于儿童，以及加强对技术员的训练，可以将此测试的年龄限制延伸到六岁以下，有时甚至可到五岁以下。另外，藉由获得更标准化有意义的结果和根据年龄的判读来获得最佳的诊断讯息，对于罹患肺疾的儿童较好的治疗。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我们都曾被教导儿童并非成人的缩小版。而在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最近发表的标准中，试图纳入在肺活量检查中有关儿童族群的差异，但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目前一般认定肺活量检查是儿童肺功能的主要项目，不过仍有一些情况会需要用到体积描计图或肺部弥散试验。藉由使用标准化的肺功能测试于儿童，在执行测试的年龄限制部分，可以被延伸到六岁以下。
第六篇文摘。对于肺功能的各项内容加以测量，是评估呼吸系统相对简单、不具侵入性，且较便宜的方法。使用这些测试来判定内科或外科介入的危险性，源于它们相对于过去病史或体格检查，更可以较敏感的发现到潜在的肺疾病。这点在Hnatiuk的文章中有提及。当结合了前面的设想，早期发现肺部异常会导致病人处置的不同，而改变病人的预后，最终目标则变得非常吸引人。然而，尽管科技的进步，实现这目标在许多领域是被证明是比预期更具挑战性的。这篇文章是去回顾文献对于解决这些领域中困难的部分。而很清楚的是需要更多研究探讨，在找到确切答案之前，还需要设计更严谨的研究才行。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使用肺功能检查对因内科或外科介入而产生的风险具有很多的临床益处。最终目标是早期发现肺部异常以改善病人的预后。然而，实现这目标是被证实具有挑战性的。需要更多研究探讨及加入一些更严密设计的研究。
第七篇文摘。肺活量检查被认为是检查气流限制与阻塞性肺疾病的关系的主要方法。然而，气流限制却是众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原因所造成的最终结果。这其中一个因素是Kaminsky在文章中所描述的气道阻力增加。
气道阻力的传统测量方法，是使用体积描计器测量气流和的驱动压力，从而得到气道阻力、特定的气道阻力和特定的气道传导。其他测量气道阻力的方法包含强迫震荡技术 -- 它可以计算呼吸系统阻力和电阻抗，和气流中断技术 --- 它可以计算中断时的阻力。而这些方法的好处是比肺活量检查容易执行，特别适合不能配合肺活量检查的病人，例如年幼的儿童、神经肌肉疾病的病人或是使用机械通气的病人。
由于肺活量测定法需要一个深深的吸气，它可以改变气道阻力，而这些不同的方法或许可以提供更敏感的方法去测量气道阻力。此外，强迫震荡技术能够独特地提供肺的机械力学讯息，这是肺活量检查、体积描计器或是气流中断技术所无法做到的。
然而，目前仍不清楚以这些方法测量得到的气道阻力，是否比经由传统肺活量检查测得的方法更具有临床意义。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在回顾测量气道阻力上的生理学与方法论，然后着重于它们在相互之间及与肺活量检查的临床应用。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气道阻力传统上是使用体积描计器来测量气流和驱动压力。如同Kaminsky文章中描述的，其他测量气道阻力的方法包含强迫震荡技术和气流中断技术。而这些方法对于肺活量检查执行上来说是相对容易的。不同的方法或许可以提供更具敏感性的气道阻力测量方式，但是其他气道阻力测量方式比传统肺活量检查在临床上的重要性仍是不清楚的。
第八篇文摘。随着1950年对外科病人的登阶梯测试被引进后，以运动为基础的测试就成为一项实用的诊断工具，以及成为传统心肺测试外的附属测试。
从那时开始，如同Pichurko在文章中描述的，我们见证了许多测试方法的迅速发展，与它们在指南及临床应用上的不同。而简单的测试(来回走动、爬楼梯、六分钟走路测试)是不需要太多仪器及技术支持，所以对医师或是病人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而在最后一个部分则是心肺运动测试，它有更复杂的仪器需求、技术支持及讲解策略。
六分钟走路测试相对于其他的测试，在很多疾病已逐步演变成多方面研究的诊断工具，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动脉高压、间质性肺疾病、充血性心衰竭和在手术前的病人评估等等。如果再加上血氧饱和度的检测和计算运动后心跳恢复情形，六分钟走路测试提供的临床信息远较走路距离的测量重要。
但是它真的非常完美和有足够的信息来取代有较高的要求及实用性较少的心肺运动测试吗?
实际上，在临床的应用上是重复的，六分钟走路测试足够代替它的功能。然而，在许多无法解释的呼吸困难之最初的评估，在损伤及失能的正式评估，在充血性心衰竭的详细评估，和筛选肺癌病人的肺切除之前，心肺运动测试仍然是最佳选择。使用便携式代谢和心肺监测来帮助提升六分钟走路测试的诊断能力，也许可以进一步消除或减少两项运动测试之间在诊断能力上的差异。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来回走动、爬楼梯、六分钟走路测试是不需要太多的仪器及技术支持，而运动心肺测试则较为复杂。六分钟走路测试已做为很多心肺疾病的诊断工具。然而，如同Pichurko指出:心肺运动测试对于无法解释的呼吸困难，在损伤及失能的正式评估，在充血性心衰竭的详细评估，和筛选后肺癌病人的肺切除之前，心肺运动测试仍然是最佳选择。
第九篇文摘。如同Haynes在他的文章里所说，肺功能技术员的技术及工作习惯与病人测试结果的质量息息相关，所以肺功能技术员的任用非常重要。肺功能技术员必须要机智、灵敏、谨慎，且拥有批判性思考的技巧。需要进行标准化的测试研究，真正辨识出那些有较好人格特质的工作表现。监测技术员的表现和技术员的反馈能够改善测试的质量，但只有少数的实验室在这么做。对肺功能实验室进行认证有助于保护大众免于数据错误而导致潜在的误诊和误治。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对于肺功能技术员必须要机敏、谨慎、且具有批判性思考的技巧是毫无疑问的。监测技术员的表现和技术员的反馈能够改善测试的质量，但只有少数的实验室在这么做。对肺功能实验室进行认证有助于保护大众免于数据错误而导致潜在的误诊和误治。
第十篇文摘。Miller和Enright特别针对2005年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所共同发表的指南差异，讨论肺功能测试的判读策略。所有肺专科医师，包括近期完成训练者，需要有能力做重症评估及判读肺功能测试。除此之外，有些权威建议呼吸治疗师可在有医疗主管下的肺功能实验室做肺功能报告判读。由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在2005年共同发表的肺功能报告判读指南中，并没有针对肺容积和DLCO提供良好的参考公式建议。使用简单的问卷可以帮助决定做肺部疾病预测的可能性。到肺功能检查室中大约有15%的病人会呈非特异性的型态，其中仍有许多临床相关性，但通常都属于良性的。较少见的肺功能检查型态及其他导致致病因素(如肥胖、呼吸肌肉虚弱，或心脏衰竭)未在指南中讨论。间质性肺疾病的病人中，超过一半具有正常的DLCO 和肺泡容积比值，也有很多是具有正常的肺总量。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2005年美国胸科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所共同发表的指南对于肺功能判读缺乏肺容积和 DLCO和非白人做出最佳参考公式建议。使用简要的问卷可以决定做肺部疾病前测的可能性。遗憾的是，较少见的肺功能检查型态及其他导致致病因素没有在指引中被讨论。
第十一篇文摘。由Culver所发表的文章讨论的是“如何界定正常范围的下限”。肺功能的各项参数须参考年龄及体型，所以不同于其他实验室检查，预测值的正常范围因人而异。以肺活量检查来说，只有较低的数值被考虑为异常，所以正常值的下限设定在不抽烟健康人数值的第五百分位。简单而经常被使用的是FEV1/FVC < 0.70则表示气流有阻塞，或者是低于预估值的80%也是异常值，若是数值不准确的话则会导致错误的疾病分类，尤其是较年轻、较高的人的异常不易被诊断，而较老、较矮的人则会被过度诊断。
一项较准确FEV1/FVC比值的正常值下限，是基于测量值会随年龄改变的认识下，每个人都可以用年龄的FEV1/FVC预测值减去10做为正常值下限标准。此参考数据的分析及数学上的描述近年来已有被经常应用的趋势，但是判读值接近正常值下限时仍然含有不确定性，主要是正常下限值与能早期反应出疾病的数值有重叠。
在肺功能实验的病人，疾病可能性的预测分数可能相当高，所以即使病人的检查值高于正常值下限，也有可能具有呼吸方面的疾病。呼吸科的未来目标是在发展风险层级的预后数值来预估肺功能恶化造成疾病的可能性。当判读肺活量检查报告值接近正常值下限时将以怀疑的方式，但不是以诊断方式是来确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更重要的工作是专注在已很清楚的数据库中去比对。为此，高质量的肺活量检查仍属于最好的工具且必须广泛使用。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如何去界定一个正常值的下限值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以肺活量检查来说，只有较低的数值被考虑为异常，所以正常值的下限设定在一般不抽烟健康人数值的第五百分位。简单而经常被使用的经验法则是数值不准确的话则会导致错误的疾病分类。此参考数据的分析及数学上的描述近年来已有被经常应用的趋势，但是判读值接近正常值下限时仍然含有不确定性，主要是正常下限值与能早期反应出疾病的数值有重叠。呼吸科的未来目标是发展风险层级的预后数值来预估肺功能恶化造成疾病的可能性。
第十二篇文摘。我们是否继续推动每个医师办公室都要有肺活量检查? Enright提出了这个问题。医疗专业协会推行在诊所医师办公室使用肺活量检查来筛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尽管做了努力，成功率仍是不够令人满意的低。简单气流测试肺量计有技术上的瑕疵，它可能导致错误的解读，而且它们也很少被校正。
若是以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来执行肺活量检查，且付费标准是根据检查报告的质量时，则在成人和学龄儿童的成功率可高达90%。但是对于较小的孩童及老人，肺功能检查仍旧是个挑战。对于技术员们的测试结果给予规律的反馈是必要的。即使是使用精准的肺活量计、可以配合的病人和技术熟练的技术员，开医嘱的医师仍可能会对数据产生错误解读。除非高质量测试和给付绑在一起，在诊所使用肺活量检查仍然是会有问题的。使用第一秒用力呼气量或峰流速测量来排除大部分病人呼吸道异常，剩下的病人再接受更复杂的检查会是较好的方法。呼吸治疗师应该投入这一方面的努力。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Enright指出在诊所门诊提供高质量的肺功能检查是有其困难的。他建议使用两个阶段计划。对于抽烟的人、和以第一秒用力呼气量或峰流速测量来排除COPD的病人。他们具有不正常的数值，再以高质量的肺活量检查。Enright认为呼吸治疗师在这计划中是具有价值的参与者。
第十三篇文摘。“肺功能检查的未来展望”由MacIntyre所发表。目前的肺功能实验室着重在于描述病理生理学，以及定量疾病的严重度。当我们往前看，肺功能测试的结果是重要的，可以让我们知道疾病的预后并且具体影响到临床决策。为此，改善仪器性能是必须的、高质量的技术员更是关键，而且被正确训练的判读医师加上良好的参考标准是必要的。除此之外，当这些检查的可行性增加时，有质量的检查仍是被追求的。未来在肺功能实验室中将可能有一系列新颖的测试项目被纳入。这些测试项目可能是将现有的技术加以改良，也可能是处于初期研发阶段的新技术。举例来说，象是呼气分析、肺部力学及气体交换的复杂分析、心脏及组织氧合作用的评估，以及影像的技术。采用任何新技术将需要更多明确的证据来说明新技术是真的能成为临床决策的佐证。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肺功能测试未来或许会包含；呼气分析、肺部力学及气体交换的复杂分析、心脏及组织氧合作用的评估，以及影像的技术。采用任何新技术将需要更多明确的证据来说明新技术是真的能成为临床决策的佐证。这些测试将须要改善仪器的性能、高质量的技术员，训练有素的判读医师及正确的参考标准。
以上是2012年1月份的呼吸治疗期刊的简体中文网播，由刘金蓉呼吸治疗师负责播音，感谢王胜昱医师的协助翻译，袁月华主任修稿、朱家成呼吸治疗师审稿。如想进一步了解原文内容或是过去议题，请上美国呼吸照护期刊网站，www.rcjournal.com，您也可以由网络上订阅，自动收到未来的网络广播议题，谢谢您的参与，再见。
2011年12月30日 星期五
2012年1月份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繁體中文版
您好，我是劉金蓉呼吸治療師，為您進行2012年1月份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文章內容為第48次呼吸照護期刊會議主題--肺功能測試。我們感激會議聯合主席Gregg Ruppel和Paul Enright，及每一位職員，共同為了這會議的成功努力。這些文章不只是日常執行和判讀肺功能測試的人會感到興趣，對於有時涉及肺功能測試的人應該也會有興趣。接下來將由雜誌主編Dean Hess博士為您做摘要講評，現在讓我們開始吧。
一篇文摘是由McCormack所發表，在於強調一氧化碳瀰散量測試的變異性。單一呼吸一氧化碳瀰散量是一項常見的肺功能測試，它可以測量肺部氣體通過肺泡-微血管介面交換的能力。
一氧化碳瀰散量是用來更精準的鑑別診斷阻塞性和限制性肺疾病，幫助殘障和移植評估，並監測藥物毒性。然而此項檢查測量值的變異性卻使得它的實用性受到限制。
變異性的原因可歸咎於於設備、測試環境、病人因素，和參考公式的差異。實驗室可藉由確保設備符合建議之標準、實施有效的品質控制計畫、將測試環境和步驟標準化，以及適當地對病人特徵加以描述來減低變異程度。
如McCormack所討論到的，一氧化碳測試的變異性限制了測試的實用性，變異性可歸咎於設備、測試環境、病人和被使用的參考公式。
如她在最近的文獻提出的，變異性可以經由幾個方式降低，例如確認設備符合建議標準、實施有效的品質控制計畫、將測試環境和步驟標準化，以及適當地對病人特徵加以描述。
第二篇文摘是由Ruppel 提到了測量肺容積的臨床價值。肺容積是完整肺功能測試中的一部份，但它們提升臨床決策的價值則尚未得知。
肺功能不像肺量計和一氧化碳瀰散量測試一樣，可使臨床人員確認或排除某個診斷，當肺容積為可辨識時，只提供非常少的明確指示。肺活量或用力肺活量降低時，也許是確認侷限性肺病最重要的資訊。
限制性肺部疾病的型態可以有很多病因，而臨床人員常用肺活量或用力肺活量當做肺容積的原始指標。這在生理學上是成立的，因為在健康和真正患有侷限性肺病的人中，肺活量是組成全肺容積的主要部份。
阻塞性和限制性混合型，以及非特定的型態則需要測量全肺量才能確認潛在的生理疾病。在肥胖者中，肺活量和全肺容量可能仍在正常範圍以內，但功能性肺餘容積卻呈指數性的減少。肺容積增加時，特別是肺餘量，在氣道阻塞的病人中可常觀察到。
COPD 病人的全肺容量可能正常，但它常在末期階段會增加。過度充氣和氣體滯留是常用來反映這些肺容積改變的名詞，但並未被充分標準化。與阻塞程度相關的肺容積變異性，顯示出可能需要測量氣體滯留量來監測治療的效果。
吸氣量、肺餘容積，或功能性肺餘量的改變，也許可以做為監測病人對支氣管擴張劑反應，或是其他減少過度充氣療法的重要指標。而使用何種方法測量肺容積也很重要的，特別是對於有中度到重度的氣道阻塞的病人而言。
測試是否有阻塞性肺疾時，人體體箱計是通常被認為比氣體稀釋法更為準確。然而，兩者技術之間的差異尚未被完全了解。例如電腦電層等較新的技術，雖然不適合用於常規性的測量，但對於釐清真正的潛在生理問題也許會有幫助。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肺容積是被認為是完整肺功能測試的一部份，但如由Ruppel提出的，肺容積具有鑑別意義的案例卻非常的少。當病人肺活量減少時，確認侷限性肺疾的型態也許是最重要的。
雖然人體體箱計是常被考慮比氣體稀釋呈現阻塞性型態為更加準確的方式，但最近已遭受了質疑。電腦斷層掃描可以幫助釐清真正的潛在生理問題。
第三篇文摘是由Busse提出的討論性文章-使用正常肺量計於喘鳴病人的最佳肺部診斷方法。氣喘的特徵是呼吸道發炎，呼吸道過度反應和多變的氣流阻塞。然而，診斷氣喘通常建立在非特定的臨床特徵，如咳嗽、喘鳴音和呼吸喘。
此外，生理檢查和肺功能測量在有氣喘的病人身上是不顯著的，所以使診斷此疾病複雜化。這篇文獻回顧了肺容積正常但診斷有氣喘的方法，和極度專注在使用支氣管誘發測試去偵測潛在呼吸道過度反應的情形。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診斷氣喘通常建立在非特定的臨床特徵，如咳嗽、喘鳴音和呼吸喘。生理檢查和肺功能測試的結果通常在有氣喘病人身上不明顯，因此使診斷此疾病時產生困惑。Busse對於肺功能測試正常但診斷有氣喘的方法，和焦注在使用各種支氣管誘發測試去偵測潛在呼吸道過度反應的情形，做了非常好的回顧。
第四篇文摘是由Salzman闡述肺功能測試如何能區別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基因表現型之間的差異。對於發現有用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基因表現型來指引治療，我們仍處於初期階段。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嚴重度上有許多基因表現型與死亡率有相互關聯:第一秒用力吐氣容積、吸氣容積與全肺量的比例、一氧化碳瀰散量測試、六分鐘走路距離測試，和最大氧氣消耗或最大瓦特的運動測試。然而，如BODE index等的綜合性參數，呈現的更好且符合需求，因為它們從影響功能受損和死亡危險的嚴重度來擷取其不同面向。支氣管擴張劑反應只是幫助區別氣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關徵象，但在這裡不是用來做診斷的。
正常的一氧化碳瀰散量測試可以幫助去排除運動引發的氧氣飽和度下降，但對於一氧化碳瀰散量降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而言，則需要運動測試才能確認血氧降低。在目前，單獨肺功能測試無法定義病人對於特定治療的反應。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中，出現氣流阻塞和它的嚴重度會增加罹患肺癌的風險。發炎生物指標(吐氣中的一氧化氮、痰液和支氣管肺泡灌洗中的嗜酸性細胞)可幫助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區別出氣喘。
遺傳學是較有希望可以去說明病理學和治療氣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領域，但現在α-1抗胰蛋白酶缺乏是唯一關於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管理的遺傳決定性基因表現型。在未來最好的希望似乎投注在基因表現型的分型或比例上，兩者都可以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區別出氣喘，並能指引治療選項。它或許更能使舊的、有限的診斷觀念扔掉。相反的，如果我們從有趣的結果開始，或許我們可以回到這些結果的預測項目上努力，並且將對治療選擇、功能性結果，和死亡率的預測項目組織成新的診斷實體。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嚴重度上有許多基因表現型與死亡率有相互關聯。 然而，如BODE index等的綜合性參數，呈現的更好且符合需求。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中，出現氣流阻塞和它的嚴重度會增加罹患肺癌的風險。支氣管擴張劑反應測試與發炎生物指標一樣，可幫助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區別出氣喘。α-1抗胰蛋白酶缺乏是現在唯一有相關性的遺傳決定性基因表現型。。
第五篇文摘
多年來，對於成人肺功能測試標準化做了相當大的努力。這篇文摘由Seed 與其同事來討論這件事。許多有關呼吸描計圖的判讀規則，都是全然以在成人中的觀察為基礎。隨著年齡相似度的增加，及企圖以成人的文獻資料應用於兒童族群，而後者則比前者較少被強調。本篇評論企圖去顯示在成人和兒童的肺功能測試中，有那些領域是類似的，不過它也特別強調了兩者之間的不同處。
由美國胸腔學會和歐洲呼吸學會在2005年共同發表的最新標準中，試圖納入在肺量計檢查中有關兒童族群的差異，但還有許多工作有待完成。目前一般認定肺量計檢查是兒童肺功能的主要項目，不過仍有一些情況會需要用到體積描計圖或肺部擴散試驗。肺功能試驗，尤其是肺量計，在兒童中對於肺病疾病的診斷，以及對治療效果的監測都可以提供許多資訊。
本篇評論將介紹這些測試執行於兒童時的一些限制。肺功能測試，特別是肺量計檢查，已被經常用以診斷兒童肺部疾病和監測治療的反應。藉由使用較標準化的肺功能測試於兒童，以及加強對技術員的訓練，可以將此測試的年齡限制延伸到六歲以下，有時甚至可到五歲以下。另外，藉由獲得更標準化有意義的結果和根據年齡脈絡的判讀來獲得最佳的診斷訊息，對於罹患肺疾的兒童較好的治療。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我們都曾被教導兒童並非成人的縮小版。而在美國胸腔學會和歐洲呼吸學會最近的發表的標準中，試圖納入在肺量計檢查中有關兒童族群的差異，但還有許多工作有待完成。目前一般認定肺量計檢查是兒童肺功能的主要項目，不過仍有一些情況會需要用到體積描計圖或肺部擴散試驗。藉由使用較標準化的肺功能測試於兒童，在執行測試的年齡限制部分，可以被延伸到六歲以下。
第六篇文摘
對於肺功能的各個面向加以測量，是評估呼吸系統相對較簡單、不具侵入性，且較便宜的方法。使用這些測試來判定內科或外科介入的危險性，源於它們相對於過去病史或身體檢查，更可以較敏感的偵測到潛在肺疾。這點在Hnatiuk的文章中有提及。當結合了前面的設想，早期發現肺部異常會導致處理病人的不同，而改變了病人的預後，最終目標則變得非常吸引人。然而，儘管科技的進步，實現這目標在許多領域是被證明是比預期更具挑戰性的。這篇文章是去回顧文獻對於解決這些領域中困難的部分。而很清楚的是需要更多研究探討，在找到確切答案之前，還需要設計更嚴謹的研究才行。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使用肺功能測試偵測因內科或外科介入而產生的風險具有很多的臨床益處。最終目標是早期發現肺部異常以改善病人的預後。然而，實現這目標是被證實具有挑戰性的。需要更多研究探討及涉入一些更嚴厲設計的研究。
第七篇文摘
肺量計檢查對於偵測氣流限制與阻塞性肺疾病的關係被認為是主要方法。然而，氣流限制卻是眾多導致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原因所造成的最終結果。這其中一個因素是Kaminsky在文章中所描述的氣道阻力增加。
氣道阻力的傳統測量方法，是使用體積描計器測量氣流和的驅動壓力，因此導出氣道阻力，特定的氣道阻力和特定的氣道傳導。其他測量氣道阻力的方法包含強迫震盪技術 -- 它可以計算呼吸系統阻力和電抗，和氣流中斷技術 --- 它可以計算中斷時的阻力。而這些方法的好處是比肺量計檢查容易執行，特別適合不能配合肺量計檢查的病人，例如年幼的兒童、神經肌肉疾病的病人或是使用機械通氣的病人。
由於肺量測定法需要一個深深的吸氣，它可以改變氣道阻力，而這些不同的方法或許可以提供更敏感地去測量氣道阻力。此外，強迫震盪技術能夠獨特地提供肺的機械學訊息，這是肺量計檢查、體積描計器或是氣流中斷技術所無法做到的。
然而，目前仍不清楚以這些方法測量得到的氣道阻力，是否比經由傳統肺量計檢查測得的方法更具有臨床上的意義。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在回顧測量氣道阻力上的生理學與方法論，然後著重於它們在相互之間及與肺量計檢查的臨床應用。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氣道阻力傳統上是使用體積描計器來測量氣流和驅動壓力。如同Kaminsky文章中描述的，其他測量氣道阻力的方法包含強迫震盪技術和氣流中斷技術。而這些方法對於肺量計檢查執行上來說是相對容易的。不同的方法或許可以提供更具敏感性的氣道阻力測量方式，但是其他氣道阻力測量方式比傳統肺量計檢查在臨床上的重要性仍是不清楚的。
第八篇文摘
隨著1950年對外科病人的登階測試被引進後，以運動為基礎的測試就成為一項實用的診斷工具，以及成為傳統心肺測試外的附屬測試。
從那時開始，如同Pichurko文章中描述的，我們見證了許多測試方法的迅速被發展出，與它們在指引及臨床應用上的不同。而簡單的實地測試(來回走動、爬樓梯、六分鐘走路測試)是不需要太多儀器及技術支持，所以對醫師或是病人一般來說是很容易達成的。而在最後一個部分則是心肺運動測試，它是更複雜的儀器需求、技術支持及複雜的講解策略。
六分鐘走路測試相對於其他的測試，在很多疾病已逐步演變成多方面研究的診斷工具，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高壓、間質性肺疾病、充血性心衰竭和在手術前的病人評估等等。如果再加上血氧飽和度的偵測和計算運動後心跳恢復情形，六分鐘走路測試提供重要的臨床資訊遠超過走路距離的測量。
但是它真的非常完整和足夠資訊來取代較高的需求及實用性較少的心肺運動測試嗎?
在許多情況，在臨床上的應用是重複的，六分鐘走路測試就可以是一項適當的選項。然而，在許多無法解釋的呼吸困難之最初的評估，在損傷及失能的正式評估，在充血性心衰竭的詳細評估，和篩選後肺癌病人的肺切除之前，心肺運動測試仍然是最佳選擇。使用可攜式代謝和心肺監測來幫助提升六分鐘走路測試的診斷能力，也許可以進一步消除或減少兩項運動測試之間在診斷能力上的差異。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來回走動、爬樓梯、六分鐘走路測試是不需要太多的儀器及技術支持，而在較複雜測試的一端則是運動心肺測試。六分鐘走路測試已做為很多心肺疾病的診斷工具。然而，如同Pichurko指出:心肺運動測試對於無法解釋的呼吸困難，在損傷及失能的正式評估，在充血性心衰竭的詳細評估，和篩選後肺癌病人的肺切除之前，心肺運動測試仍然是最佳選擇。
第九篇文摘
如同Haynes在他的文章裡所說，肺功能技術員的技術及工作習慣是最關乎病人測試品質的要素，所以肺功能技術員的任用非常重要。肺功能技術員必須要機敏的、謹慎的，且擁有批判性思考的技巧。需要標準化的測試來研究，真正辨識出那些人格特質有較好的工作表現，而那些人格特質則沒有。監測技術員的表現和技術員的回饋能夠改善測試的品質，但只有少數的實驗室有這麼做。對肺功能實驗室進行認證有助於保護大眾免於數據錯誤而導致的潛在誤診和處置失當。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對於肺功能技術員必須要機敏的、謹慎的、且具有批判性思考的技巧是毫無疑問的。監測技術員的表現和技術員的回饋能夠改善測試的品質，但只有少數的實驗室有這麼做。對肺功能實驗室進行認證有助於保護大眾免於數據錯誤而導致的潛在誤診和處置失當。
第十篇文摘
Miller和Enright特別針對2005年美國胸腔學會和歐洲呼吸學會所共同發表的指引差異，討論肺功能測試的判讀策略。所有肺專科醫師，包括近期完成訓練者，需要有能力做重症評估及判讀肺功能測試。除此之外，有些權威者建議呼吸治療師在有醫療主管下的肺功能實驗室做初步肺功能報告判讀。由美國胸腔學會和歐洲呼吸學會在2005年共同發表的肺功能報告判讀指引中，並沒有針對肺容積和DLCO提供良好的參考公式建議。使用簡要的問卷可以決定做肺部疾病前測的可能性。轉介到肺功能檢查室中大約有15%的病人會呈非特異性的型態，其中仍有需多臨床相關性，但通常都屬於良性的。較不常見的肺功能檢查型態及其他導致致病因素(如肥胖、呼吸肌肉虛弱，或心臟衰竭)未在指引中討論。間質性肺疾病的病人中，超過一半具有正常的DLCO 和肺泡容積比值，也有很多是具有正常的總肺量。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2005年美國胸腔學會和歐洲呼吸學會所共同發表的指引對於肺功能判讀缺乏肺容積和 DLCO和非白人做出最佳參考公式建議。使用簡要的問卷可以決定做肺部疾病前測的可能性。遺憾的是，較不常見的肺功能檢查型態及其他導致致病因素沒有在指引中被討論。
第十一篇文摘
由Culver所發表的文章在討論「如何界定正常範圍的下限」。肺功能的各項參數須考量年齡及體型，所以不同於其他實驗室檢查，預測值的正常範圍須要因人而異。以肺量計檢查來說，只有較低的數值被考慮為異常，所以正常值的下限設定在一般不抽煙健康人數值的第五百分位。簡單而經常被使用的經驗法則像是FEV1/FVC < 0.70則表示氣流有阻塞的情形，或者是低於預估值的80%也是異常數值，若是數值不準確的話則會導致錯誤的疾病分類，尤其是較年輕、較高的人的異常不易被診斷，而較老、較矮的人則會被過度診斷。
一項較準確FEV1/FVC比值的正常值下限，是基於測量值會隨年齡改變的認知下，每個人都可以用年齡的FEV1/FVC預測值減去10做為正常值下限標準。此參考數據的分析及數學上的描述近年來已有被經常應用的趨勢，但是判讀值接近正常值下限時仍然含有不確定性，主要是正常值下限值與能早期反應出疾病的數值有重疊。
在轉介到肺功能實驗的病人，疾病可能性的前測分數可能相當高，所以即使病人的檢查值高於正常值下限，也有可能具有呼吸方面的疾病。胸腔界的未來目標在發展風險層級的預後數值來預估肺功能惡化造成疾病的可能性。當判讀肺量計檢查報告值接近正常值下限時將繼續以懷疑的方式，但不是以診斷方式是來確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這在胸腔界更重要的工作是專注在已很清楚的資料庫中去比對。為此，高品質的肺量計檢查仍屬於最好的工具且必須廣泛使用。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如何去界定一個正常值的下限值是一個複雜的課題。以肺量計檢查來說，只有較低的數值被考慮為異常，所以正常值的下限設定在一般不抽煙健康人數值的第五百分位。簡單而經常被使用的經驗法則是數值不準確的話則會導致錯誤的疾病分類。此參考數據的分析及數學上的描述近年來已有被經常應用的趨勢，但是判讀值接近正常值下限時仍然含有不確定性，主要是正常值下限值與能早期反應出疾病的數值有重疊。胸腔界的未來目標在發展風險層級的預後數值來預估肺功能惡化造成疾病的可能性。
第十二篇文摘
我們是否繼續推動每個醫師辦公室都要有肺量計檢查? Enright提出了這個問題。醫療專業協會推動在診所醫師辦公室使用肺量計檢查來篩選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儘管做了努力，成功率仍是不夠令人滿意的低。簡單氣流感測肺量計檢查有技術上的瑕疵，它可能導致錯誤的解讀，而且它們也很少被校正。
若是以有經驗的技術人員來執行肺量計檢查，且給付標準是根據檢查報告的品質時，則在成人和學齡兒童的成功率可高達90%。但是對於較小的孩童及老人，肺功能檢查仍舊是個挑戰。對於技術員們的測試結果給予規律的回饋是必要的。即使是使用精準的肺量計、可以配合的病人和技術熟練的技術員，開醫囑的醫師仍可能會對數據產生錯誤解讀。除非高品質測試和給付綁在一起，在診所使用肺量計檢查仍然是會有問題的。使用第一秒用力吐氣量或尖峰吐氣流速測量來排除大部分病人呼吸道不正常，剩下的病人再被轉介接受更複雜的檢查會是較好的方法。呼吸治療師應該投入這一方面的努力。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Enright指出在診所門診提供高品質的肺功能檢查是有其困難的。他建議使用兩個階段計畫。對於有抽菸的人、和以第一秒用力吐氣量或尖峰吐氣流速測量來排除COPD的病人。他們具有不正常的數值，再轉介以高品質的肺量計檢查。Enright認為呼吸治療師在這計畫中是具有價值的參與者。
第十三篇文摘
“肺功能檢查的未來展望””由MacIntyre所發表。目前的肺功能實驗室著重在於描述病理生理學，以及定量疾病的嚴重度。當我們往前看，肺功能測試的結果是重要的，可以讓我們知道疾病的預後並且具體影響到臨床決策。為此，改善儀器性能是必須的、高品質的技術員更是關鍵，而且被正確訓練的判讀醫師加上良好的參考標準是必要的。除此之外，當這些檢查的可近性增加時，有品質的檢查仍是被追求的。未來在肺功能實驗室中將可能有一系列新穎的測試項目被納入。這些測試項目可能是將現有的技術加以改良，也可能是處於初期研發階段的新技術。舉例來說，像是吐氣分析、肺部力學及氣體交換的複雜分析、心臟及組織氧合作用的評估，以及影像的技術。採用任何新技術將需要更多明確的證據來說明新技術是真的能成為臨床決策的佐證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肺功能測試未來或許會包含；吐氣分析、肺部力學及氣體交換的複雜分析、心臟及組織氧合作用的評估，以及影像的技術。採用任何新技術將需要更多明確的證據來說明新技術是真的能成為臨床決策的佐證。這些測試將須要改善儀器的性能、高品質的技術員，訓練有素的判讀醫師及正確的參考標準。
以上是2012年1月份的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由劉金蓉呼吸治療師負責播音，感謝倪子晴、吳致穎及何于涵呼吸治療師的協助翻譯，彭逸豪呼吸治療師修稿、朱家成呼吸治療師審稿。如想進一步了解原文內容或是過去議題，請上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網站，www.rcjournal.com，您也可以由網路上訂閱，自動收到未來的網路廣播議題，謝謝您的參與，再見。
一篇文摘是由McCormack所發表，在於強調一氧化碳瀰散量測試的變異性。單一呼吸一氧化碳瀰散量是一項常見的肺功能測試，它可以測量肺部氣體通過肺泡-微血管介面交換的能力。
一氧化碳瀰散量是用來更精準的鑑別診斷阻塞性和限制性肺疾病，幫助殘障和移植評估，並監測藥物毒性。然而此項檢查測量值的變異性卻使得它的實用性受到限制。
變異性的原因可歸咎於於設備、測試環境、病人因素，和參考公式的差異。實驗室可藉由確保設備符合建議之標準、實施有效的品質控制計畫、將測試環境和步驟標準化，以及適當地對病人特徵加以描述來減低變異程度。
如McCormack所討論到的，一氧化碳測試的變異性限制了測試的實用性，變異性可歸咎於設備、測試環境、病人和被使用的參考公式。
如她在最近的文獻提出的，變異性可以經由幾個方式降低，例如確認設備符合建議標準、實施有效的品質控制計畫、將測試環境和步驟標準化，以及適當地對病人特徵加以描述。
第二篇文摘是由Ruppel 提到了測量肺容積的臨床價值。肺容積是完整肺功能測試中的一部份，但它們提升臨床決策的價值則尚未得知。
肺功能不像肺量計和一氧化碳瀰散量測試一樣，可使臨床人員確認或排除某個診斷，當肺容積為可辨識時，只提供非常少的明確指示。肺活量或用力肺活量降低時，也許是確認侷限性肺病最重要的資訊。
限制性肺部疾病的型態可以有很多病因，而臨床人員常用肺活量或用力肺活量當做肺容積的原始指標。這在生理學上是成立的，因為在健康和真正患有侷限性肺病的人中，肺活量是組成全肺容積的主要部份。
阻塞性和限制性混合型，以及非特定的型態則需要測量全肺量才能確認潛在的生理疾病。在肥胖者中，肺活量和全肺容量可能仍在正常範圍以內，但功能性肺餘容積卻呈指數性的減少。肺容積增加時，特別是肺餘量，在氣道阻塞的病人中可常觀察到。
COPD 病人的全肺容量可能正常，但它常在末期階段會增加。過度充氣和氣體滯留是常用來反映這些肺容積改變的名詞，但並未被充分標準化。與阻塞程度相關的肺容積變異性，顯示出可能需要測量氣體滯留量來監測治療的效果。
吸氣量、肺餘容積，或功能性肺餘量的改變，也許可以做為監測病人對支氣管擴張劑反應，或是其他減少過度充氣療法的重要指標。而使用何種方法測量肺容積也很重要的，特別是對於有中度到重度的氣道阻塞的病人而言。
測試是否有阻塞性肺疾時，人體體箱計是通常被認為比氣體稀釋法更為準確。然而，兩者技術之間的差異尚未被完全了解。例如電腦電層等較新的技術，雖然不適合用於常規性的測量，但對於釐清真正的潛在生理問題也許會有幫助。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肺容積是被認為是完整肺功能測試的一部份，但如由Ruppel提出的，肺容積具有鑑別意義的案例卻非常的少。當病人肺活量減少時，確認侷限性肺疾的型態也許是最重要的。
雖然人體體箱計是常被考慮比氣體稀釋呈現阻塞性型態為更加準確的方式，但最近已遭受了質疑。電腦斷層掃描可以幫助釐清真正的潛在生理問題。
第三篇文摘是由Busse提出的討論性文章-使用正常肺量計於喘鳴病人的最佳肺部診斷方法。氣喘的特徵是呼吸道發炎，呼吸道過度反應和多變的氣流阻塞。然而，診斷氣喘通常建立在非特定的臨床特徵，如咳嗽、喘鳴音和呼吸喘。
此外，生理檢查和肺功能測量在有氣喘的病人身上是不顯著的，所以使診斷此疾病複雜化。這篇文獻回顧了肺容積正常但診斷有氣喘的方法，和極度專注在使用支氣管誘發測試去偵測潛在呼吸道過度反應的情形。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診斷氣喘通常建立在非特定的臨床特徵，如咳嗽、喘鳴音和呼吸喘。生理檢查和肺功能測試的結果通常在有氣喘病人身上不明顯，因此使診斷此疾病時產生困惑。Busse對於肺功能測試正常但診斷有氣喘的方法，和焦注在使用各種支氣管誘發測試去偵測潛在呼吸道過度反應的情形，做了非常好的回顧。
第四篇文摘是由Salzman闡述肺功能測試如何能區別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基因表現型之間的差異。對於發現有用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基因表現型來指引治療，我們仍處於初期階段。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嚴重度上有許多基因表現型與死亡率有相互關聯:第一秒用力吐氣容積、吸氣容積與全肺量的比例、一氧化碳瀰散量測試、六分鐘走路距離測試，和最大氧氣消耗或最大瓦特的運動測試。然而，如BODE index等的綜合性參數，呈現的更好且符合需求，因為它們從影響功能受損和死亡危險的嚴重度來擷取其不同面向。支氣管擴張劑反應只是幫助區別氣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關徵象，但在這裡不是用來做診斷的。
正常的一氧化碳瀰散量測試可以幫助去排除運動引發的氧氣飽和度下降，但對於一氧化碳瀰散量降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而言，則需要運動測試才能確認血氧降低。在目前，單獨肺功能測試無法定義病人對於特定治療的反應。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中，出現氣流阻塞和它的嚴重度會增加罹患肺癌的風險。發炎生物指標(吐氣中的一氧化氮、痰液和支氣管肺泡灌洗中的嗜酸性細胞)可幫助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區別出氣喘。
遺傳學是較有希望可以去說明病理學和治療氣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領域，但現在α-1抗胰蛋白酶缺乏是唯一關於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管理的遺傳決定性基因表現型。在未來最好的希望似乎投注在基因表現型的分型或比例上，兩者都可以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區別出氣喘，並能指引治療選項。它或許更能使舊的、有限的診斷觀念扔掉。相反的，如果我們從有趣的結果開始，或許我們可以回到這些結果的預測項目上努力，並且將對治療選擇、功能性結果，和死亡率的預測項目組織成新的診斷實體。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嚴重度上有許多基因表現型與死亡率有相互關聯。 然而，如BODE index等的綜合性參數，呈現的更好且符合需求。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中，出現氣流阻塞和它的嚴重度會增加罹患肺癌的風險。支氣管擴張劑反應測試與發炎生物指標一樣，可幫助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區別出氣喘。α-1抗胰蛋白酶缺乏是現在唯一有相關性的遺傳決定性基因表現型。。
第五篇文摘
多年來，對於成人肺功能測試標準化做了相當大的努力。這篇文摘由Seed 與其同事來討論這件事。許多有關呼吸描計圖的判讀規則，都是全然以在成人中的觀察為基礎。隨著年齡相似度的增加，及企圖以成人的文獻資料應用於兒童族群，而後者則比前者較少被強調。本篇評論企圖去顯示在成人和兒童的肺功能測試中，有那些領域是類似的，不過它也特別強調了兩者之間的不同處。
由美國胸腔學會和歐洲呼吸學會在2005年共同發表的最新標準中，試圖納入在肺量計檢查中有關兒童族群的差異，但還有許多工作有待完成。目前一般認定肺量計檢查是兒童肺功能的主要項目，不過仍有一些情況會需要用到體積描計圖或肺部擴散試驗。肺功能試驗，尤其是肺量計，在兒童中對於肺病疾病的診斷，以及對治療效果的監測都可以提供許多資訊。
本篇評論將介紹這些測試執行於兒童時的一些限制。肺功能測試，特別是肺量計檢查，已被經常用以診斷兒童肺部疾病和監測治療的反應。藉由使用較標準化的肺功能測試於兒童，以及加強對技術員的訓練，可以將此測試的年齡限制延伸到六歲以下，有時甚至可到五歲以下。另外，藉由獲得更標準化有意義的結果和根據年齡脈絡的判讀來獲得最佳的診斷訊息，對於罹患肺疾的兒童較好的治療。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我們都曾被教導兒童並非成人的縮小版。而在美國胸腔學會和歐洲呼吸學會最近的發表的標準中，試圖納入在肺量計檢查中有關兒童族群的差異，但還有許多工作有待完成。目前一般認定肺量計檢查是兒童肺功能的主要項目，不過仍有一些情況會需要用到體積描計圖或肺部擴散試驗。藉由使用較標準化的肺功能測試於兒童，在執行測試的年齡限制部分，可以被延伸到六歲以下。
第六篇文摘
對於肺功能的各個面向加以測量，是評估呼吸系統相對較簡單、不具侵入性，且較便宜的方法。使用這些測試來判定內科或外科介入的危險性，源於它們相對於過去病史或身體檢查，更可以較敏感的偵測到潛在肺疾。這點在Hnatiuk的文章中有提及。當結合了前面的設想，早期發現肺部異常會導致處理病人的不同，而改變了病人的預後，最終目標則變得非常吸引人。然而，儘管科技的進步，實現這目標在許多領域是被證明是比預期更具挑戰性的。這篇文章是去回顧文獻對於解決這些領域中困難的部分。而很清楚的是需要更多研究探討，在找到確切答案之前，還需要設計更嚴謹的研究才行。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使用肺功能測試偵測因內科或外科介入而產生的風險具有很多的臨床益處。最終目標是早期發現肺部異常以改善病人的預後。然而，實現這目標是被證實具有挑戰性的。需要更多研究探討及涉入一些更嚴厲設計的研究。
第七篇文摘
肺量計檢查對於偵測氣流限制與阻塞性肺疾病的關係被認為是主要方法。然而，氣流限制卻是眾多導致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原因所造成的最終結果。這其中一個因素是Kaminsky在文章中所描述的氣道阻力增加。
氣道阻力的傳統測量方法，是使用體積描計器測量氣流和的驅動壓力，因此導出氣道阻力，特定的氣道阻力和特定的氣道傳導。其他測量氣道阻力的方法包含強迫震盪技術 -- 它可以計算呼吸系統阻力和電抗，和氣流中斷技術 --- 它可以計算中斷時的阻力。而這些方法的好處是比肺量計檢查容易執行，特別適合不能配合肺量計檢查的病人，例如年幼的兒童、神經肌肉疾病的病人或是使用機械通氣的病人。
由於肺量測定法需要一個深深的吸氣，它可以改變氣道阻力，而這些不同的方法或許可以提供更敏感地去測量氣道阻力。此外，強迫震盪技術能夠獨特地提供肺的機械學訊息，這是肺量計檢查、體積描計器或是氣流中斷技術所無法做到的。
然而，目前仍不清楚以這些方法測量得到的氣道阻力，是否比經由傳統肺量計檢查測得的方法更具有臨床上的意義。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在回顧測量氣道阻力上的生理學與方法論，然後著重於它們在相互之間及與肺量計檢查的臨床應用。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氣道阻力傳統上是使用體積描計器來測量氣流和驅動壓力。如同Kaminsky文章中描述的，其他測量氣道阻力的方法包含強迫震盪技術和氣流中斷技術。而這些方法對於肺量計檢查執行上來說是相對容易的。不同的方法或許可以提供更具敏感性的氣道阻力測量方式，但是其他氣道阻力測量方式比傳統肺量計檢查在臨床上的重要性仍是不清楚的。
第八篇文摘
隨著1950年對外科病人的登階測試被引進後，以運動為基礎的測試就成為一項實用的診斷工具，以及成為傳統心肺測試外的附屬測試。
從那時開始，如同Pichurko文章中描述的，我們見證了許多測試方法的迅速被發展出，與它們在指引及臨床應用上的不同。而簡單的實地測試(來回走動、爬樓梯、六分鐘走路測試)是不需要太多儀器及技術支持，所以對醫師或是病人一般來說是很容易達成的。而在最後一個部分則是心肺運動測試，它是更複雜的儀器需求、技術支持及複雜的講解策略。
六分鐘走路測試相對於其他的測試，在很多疾病已逐步演變成多方面研究的診斷工具，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高壓、間質性肺疾病、充血性心衰竭和在手術前的病人評估等等。如果再加上血氧飽和度的偵測和計算運動後心跳恢復情形，六分鐘走路測試提供重要的臨床資訊遠超過走路距離的測量。
但是它真的非常完整和足夠資訊來取代較高的需求及實用性較少的心肺運動測試嗎?
在許多情況，在臨床上的應用是重複的，六分鐘走路測試就可以是一項適當的選項。然而，在許多無法解釋的呼吸困難之最初的評估，在損傷及失能的正式評估，在充血性心衰竭的詳細評估，和篩選後肺癌病人的肺切除之前，心肺運動測試仍然是最佳選擇。使用可攜式代謝和心肺監測來幫助提升六分鐘走路測試的診斷能力，也許可以進一步消除或減少兩項運動測試之間在診斷能力上的差異。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來回走動、爬樓梯、六分鐘走路測試是不需要太多的儀器及技術支持，而在較複雜測試的一端則是運動心肺測試。六分鐘走路測試已做為很多心肺疾病的診斷工具。然而，如同Pichurko指出:心肺運動測試對於無法解釋的呼吸困難，在損傷及失能的正式評估，在充血性心衰竭的詳細評估，和篩選後肺癌病人的肺切除之前，心肺運動測試仍然是最佳選擇。
第九篇文摘
如同Haynes在他的文章裡所說，肺功能技術員的技術及工作習慣是最關乎病人測試品質的要素，所以肺功能技術員的任用非常重要。肺功能技術員必須要機敏的、謹慎的，且擁有批判性思考的技巧。需要標準化的測試來研究，真正辨識出那些人格特質有較好的工作表現，而那些人格特質則沒有。監測技術員的表現和技術員的回饋能夠改善測試的品質，但只有少數的實驗室有這麼做。對肺功能實驗室進行認證有助於保護大眾免於數據錯誤而導致的潛在誤診和處置失當。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對於肺功能技術員必須要機敏的、謹慎的、且具有批判性思考的技巧是毫無疑問的。監測技術員的表現和技術員的回饋能夠改善測試的品質，但只有少數的實驗室有這麼做。對肺功能實驗室進行認證有助於保護大眾免於數據錯誤而導致的潛在誤診和處置失當。
第十篇文摘
Miller和Enright特別針對2005年美國胸腔學會和歐洲呼吸學會所共同發表的指引差異，討論肺功能測試的判讀策略。所有肺專科醫師，包括近期完成訓練者，需要有能力做重症評估及判讀肺功能測試。除此之外，有些權威者建議呼吸治療師在有醫療主管下的肺功能實驗室做初步肺功能報告判讀。由美國胸腔學會和歐洲呼吸學會在2005年共同發表的肺功能報告判讀指引中，並沒有針對肺容積和DLCO提供良好的參考公式建議。使用簡要的問卷可以決定做肺部疾病前測的可能性。轉介到肺功能檢查室中大約有15%的病人會呈非特異性的型態，其中仍有需多臨床相關性，但通常都屬於良性的。較不常見的肺功能檢查型態及其他導致致病因素(如肥胖、呼吸肌肉虛弱，或心臟衰竭)未在指引中討論。間質性肺疾病的病人中，超過一半具有正常的DLCO 和肺泡容積比值，也有很多是具有正常的總肺量。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2005年美國胸腔學會和歐洲呼吸學會所共同發表的指引對於肺功能判讀缺乏肺容積和 DLCO和非白人做出最佳參考公式建議。使用簡要的問卷可以決定做肺部疾病前測的可能性。遺憾的是，較不常見的肺功能檢查型態及其他導致致病因素沒有在指引中被討論。
第十一篇文摘
由Culver所發表的文章在討論「如何界定正常範圍的下限」。肺功能的各項參數須考量年齡及體型，所以不同於其他實驗室檢查，預測值的正常範圍須要因人而異。以肺量計檢查來說，只有較低的數值被考慮為異常，所以正常值的下限設定在一般不抽煙健康人數值的第五百分位。簡單而經常被使用的經驗法則像是FEV1/FVC < 0.70則表示氣流有阻塞的情形，或者是低於預估值的80%也是異常數值，若是數值不準確的話則會導致錯誤的疾病分類，尤其是較年輕、較高的人的異常不易被診斷，而較老、較矮的人則會被過度診斷。
一項較準確FEV1/FVC比值的正常值下限，是基於測量值會隨年齡改變的認知下，每個人都可以用年齡的FEV1/FVC預測值減去10做為正常值下限標準。此參考數據的分析及數學上的描述近年來已有被經常應用的趨勢，但是判讀值接近正常值下限時仍然含有不確定性，主要是正常值下限值與能早期反應出疾病的數值有重疊。
在轉介到肺功能實驗的病人，疾病可能性的前測分數可能相當高，所以即使病人的檢查值高於正常值下限，也有可能具有呼吸方面的疾病。胸腔界的未來目標在發展風險層級的預後數值來預估肺功能惡化造成疾病的可能性。當判讀肺量計檢查報告值接近正常值下限時將繼續以懷疑的方式，但不是以診斷方式是來確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這在胸腔界更重要的工作是專注在已很清楚的資料庫中去比對。為此，高品質的肺量計檢查仍屬於最好的工具且必須廣泛使用。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如何去界定一個正常值的下限值是一個複雜的課題。以肺量計檢查來說，只有較低的數值被考慮為異常，所以正常值的下限設定在一般不抽煙健康人數值的第五百分位。簡單而經常被使用的經驗法則是數值不準確的話則會導致錯誤的疾病分類。此參考數據的分析及數學上的描述近年來已有被經常應用的趨勢，但是判讀值接近正常值下限時仍然含有不確定性，主要是正常值下限值與能早期反應出疾病的數值有重疊。胸腔界的未來目標在發展風險層級的預後數值來預估肺功能惡化造成疾病的可能性。
第十二篇文摘
我們是否繼續推動每個醫師辦公室都要有肺量計檢查? Enright提出了這個問題。醫療專業協會推動在診所醫師辦公室使用肺量計檢查來篩選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儘管做了努力，成功率仍是不夠令人滿意的低。簡單氣流感測肺量計檢查有技術上的瑕疵，它可能導致錯誤的解讀，而且它們也很少被校正。
若是以有經驗的技術人員來執行肺量計檢查，且給付標準是根據檢查報告的品質時，則在成人和學齡兒童的成功率可高達90%。但是對於較小的孩童及老人，肺功能檢查仍舊是個挑戰。對於技術員們的測試結果給予規律的回饋是必要的。即使是使用精準的肺量計、可以配合的病人和技術熟練的技術員，開醫囑的醫師仍可能會對數據產生錯誤解讀。除非高品質測試和給付綁在一起，在診所使用肺量計檢查仍然是會有問題的。使用第一秒用力吐氣量或尖峰吐氣流速測量來排除大部分病人呼吸道不正常，剩下的病人再被轉介接受更複雜的檢查會是較好的方法。呼吸治療師應該投入這一方面的努力。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Enright指出在診所門診提供高品質的肺功能檢查是有其困難的。他建議使用兩個階段計畫。對於有抽菸的人、和以第一秒用力吐氣量或尖峰吐氣流速測量來排除COPD的病人。他們具有不正常的數值，再轉介以高品質的肺量計檢查。Enright認為呼吸治療師在這計畫中是具有價值的參與者。
第十三篇文摘
“肺功能檢查的未來展望””由MacIntyre所發表。目前的肺功能實驗室著重在於描述病理生理學，以及定量疾病的嚴重度。當我們往前看，肺功能測試的結果是重要的，可以讓我們知道疾病的預後並且具體影響到臨床決策。為此，改善儀器性能是必須的、高品質的技術員更是關鍵，而且被正確訓練的判讀醫師加上良好的參考標準是必要的。除此之外，當這些檢查的可近性增加時，有品質的檢查仍是被追求的。未來在肺功能實驗室中將可能有一系列新穎的測試項目被納入。這些測試項目可能是將現有的技術加以改良，也可能是處於初期研發階段的新技術。舉例來說，像是吐氣分析、肺部力學及氣體交換的複雜分析、心臟及組織氧合作用的評估，以及影像的技術。採用任何新技術將需要更多明確的證據來說明新技術是真的能成為臨床決策的佐證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肺功能測試未來或許會包含；吐氣分析、肺部力學及氣體交換的複雜分析、心臟及組織氧合作用的評估，以及影像的技術。採用任何新技術將需要更多明確的證據來說明新技術是真的能成為臨床決策的佐證。這些測試將須要改善儀器的性能、高品質的技術員，訓練有素的判讀醫師及正確的參考標準。
以上是2012年1月份的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由劉金蓉呼吸治療師負責播音，感謝倪子晴、吳致穎及何于涵呼吸治療師的協助翻譯，彭逸豪呼吸治療師修稿、朱家成呼吸治療師審稿。如想進一步了解原文內容或是過去議題，請上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網站，www.rcjournal.com，您也可以由網路上訂閱，自動收到未來的網路廣播議題，謝謝您的參與，再見。
2011年12月6日 星期二
2011年12月份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簡體中文版
您好，我是刘金蓉呼吸治疗师，为您进行2011年12月份美国呼吸照护期刊的中文网播。文章内容为由杂志主编Dean Hess博士为您做摘要讲评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篇文摘是由Ntoumenopoulos和他的同事发表的有关“成人机械通气常用参数的设定会有潜在的抑制分泌物清除或促进分泌物清除的可能性吗？这项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在传统机械通气设定时吸气和呼气流速偏差，以及解读文献报道的临界流量偏差的阈值。作者对20位插管并行机械通气的成年患者的样本，测量他们的吸气和呼气峰流速基线值。19位患者吸气流速偏差大于10%。8位患者绝对平均气道流速偏差大于17L/min。作者最后得出常规机械通气设定会产生一个吸气流速偏差，此偏差可能会影响到气道分泌物的清除。
Dean Hess博士的评论
动物和实验室研究数据支持机械通气的设定能产生流速偏差，这种流速偏差会导致气道内分泌物会向肺深部移动或向呼吸机端移动。Ntoumenopoulos等人研究发现常规的机械通气设定产生吸气流速偏差可能会阻止气道分泌物的清除。正如沃尔普在她的社论中指出，或许是时候将快速评估机械通气设定对气道分泌物运动的影响纳入到日常护理病人的一部分。如果机械通气的设定能被调节到促进气道分泌物的清除，那么将对病人有益的。
第二篇是由Volsko等人撰写的有关“通过鼻导管的高流量通气和CPAP在婴儿模型上的作用”。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在婴儿模型上开放气道产生的压力和鼻导管气流流速之间的关系。作者假设用标准的鼻导管当气流速度大于> 2 L/min时产生的正压是最小的，一般在临床上忽略不计。鼻孔用带孔的塑料来模拟。以CPAP导管连接到鼻孔模拟板。鼻孔模版有大、中、小之分，并且和模肺相连接模拟自主通气。呼吸肌压力通过设定波形来显示并且可以通过调整幅度来传送从3ml到12ml不同的潮气量。肺的顺应性和阻力分别被设置在0.5mL/cm H2O and 125 cm H2O/L/s，鼻导管插入鼻孔模型里。作者确保鼻孔闭塞不超过50%。流量介于2 to 6 L/min之间。数据已超过20次呼吸做平均。早产儿的鼻管受到潮气量和压力变化影响是最大的。婴儿型鼻管受到压力变化影响和小儿型鼻管受到潮气量变化影响是最小的。作者由此得出临床上标准鼻导管的高流量不产生正压的结论。自主呼吸的潮气量在所有条件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Dean Hess博士的评论
儿童中使用鼻导管高流量通气在最近几年中逐渐增加。但是有关在高流量气体在使用常规鼻导管通气产生预期正压作用的资料有限。Volsko等人在一个婴儿模型中进行了有关研究。有趣的是他们发现临床上常规鼻导管高流量通气不产生正压。正如Hornik and Turner所写的强烈建议或反对用高流量鼻导管通气代替鼻式CPAP，需要等待更多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
第三篇是由Rice等人撰写的有关“Accu血氧计驱动氧节约设备与固定剂量氧气设备在稳定期COPD患者之间的比较”。作者随即安排了28名患者，他们是由于COPD进行家庭氧疗，让他们以目前的处方使用3种氧气输送设备（持续流量氧气、CR-50、AccuO2），每种氧气系统连续使用2天，每天8小时。AccuO2是一种原型的氧气计驱动氧气节约设备，而CR-50是一种标准的氧气节约设备。作者记录指脉氧并且计算氧气节约率，节约率的定义是在氧气提供期间用氧气节约设备与持续流量氧相比较。22个病人完成了全部3个研究组，另外2名病人完成了AccuO2设备组和持续流量氧气组。平均血氧饱和度在持续氧流量上是92(+-)4%，在CR-50上是92(+-)4%，在AccuO2上是91(+-)2%。血氧饱和度变异最少的是AccuO2。AccuO2的节约率是9.9(+-)7.3，CR-50的节约率是2.6(+-)1.0,。作者由此得出与持续流量氧气和CR-50设备比较，AccuO2使血氧饱和度更接近目标值，并且比CR-50有更高的节约率。
Dean Hess博士的评论
Rice等人对28位稳定期COPD的患者使用血氧计驱动氧气节约设备与固定计量氧气的设备比较。同持续流量氧气设备比较，血氧计驱动氧气节约设备维持氧饱和度更接近目标值并且比固定剂量氧气设备有更高的节约率。正如Nava所称的那样，如此的方法或许用来避免患者日常活动时氧饱和度的下降。此外，氧气节约也可节约成本。由于这是一个短期研究，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血氧驱动氧气节约设备在长期中的益处。
第四篇文章我们看看由Barnes等人所写的“在美国呼吸治疗教育课程主任的调查”。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现行有关呼吸治疗结构改革，确保将来呼吸治疗师能够胜任临床呼吸治疗的工作。经过前期测试和问题修正，作者邀请了435位呼吸治疗教育课程的主任，他们的课程在2010年5月都被美国呼吸治疗学会认证或认证中的。其中80%提供了有效的回答。与学士课程相比较，5项询证医学和呼吸治疗协议书有关的核心能力中的3项在专科学位课程中较少被教导。80%的学位课程教导学生如何批判已出版的研究，相比较专科只有42%的课程设立。34%的专科课程教学生统计学，78%的学士课程叫他们统计学。94%的学士课程教他们将询证医学运用到临床工作中去，而仅81%的专科有此课程。教育学生呼吸治疗体系和保险赔付制度与呼吸治疗成本相关的课程，学士课程明显比专科课程多。其他核心课程的比重分布曲线是，学士学位课程明显比专科学位课程有较高的百分比。作者的结论是：学士学位课程和专科学位课程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Dean Hess博士的评论
在美国呼吸照护学会第三次”飞越2015年”讨论会的背景下，Barnes等人探讨有关现行呼吸治疗教育课程的的结构改革，让未来的呼吸治疗师确保有能力胜任临床医疗照护的工作。他们邀请负责呼吸治疗教育课程的负责人来参与调查有关呼吸治疗师在飞越2015年以后的工作能力。他们发现学士学位课程和专科学位课程之间存在有极大的的不同。对于呼吸治疗师在未来应该做甚么有很多意见，但目前缺少同行审查研究来引导专业的走向。如同Goodfellow所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专业是否愿意及能够转变到未来所需的目标。
第五篇文摘是由Basheti等人所发表的“在约旦和澳大利亚，哮喘病人和药剂师对于Diskus和Turbuhaler的操作错误”。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是评估在约旦和澳大利亚的病人和药剂师操作Diskus和Turbuhaler吸入药物常见的错误步骤。在同样的吸入器技术清单，作者要求社区药剂师操作使用Diskus和Turbuhaler。
他们也要求哮喘病人操作现在使用的吸入器。42位在约旦及31位在澳大利亚的社区药剂师共同参与。在约旦，51位哮喘病人操作使用Diskus，40位病人操作使用Turbuhaler。在澳大利亚，53位哮喘病人操作使用Diskus，42位病人操作使用Turbuhaler。在澳大利亚的药剂师比在约旦剂药师在最近接受了吸入器操作技巧的教导。以操作Diskus来说，这两个国家的药剂师在步骤3(呼气至残余肺容积) 或是步骤4(远离吸入器呼气)的技巧，只有少数人能正确执行。以操作Turbuhaler来说，在澳大利亚和约旦的药剂师之间有显著的不同，主要是在步骤2，装填药物时要保持吸入器直立。在过去一年间，只有少数病人有接受吸入器操作技巧的教育课程。在Diskus和Turbuhaler使用上，病人和药剂师犯类似的错误。约旦的病人较能正确使用Diskus，澳大利亚的病人较能正确使用Turbuhaler。作者们的结论是，尽管澳大利亚和约旦的医疗系统不相同，但是这两国的药师对于Diskus和Turbuhaler的使用在相同步骤有相同的困难。在这两个国家，哮喘病人所犯的错误都与药剂师类似。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使用吸入器需要准确地完成多个步骤，以确保有效的药物提供。Basheti等人评估在约旦和澳大利亚的哮喘病人和药剂师对于Diskus和Turbuhaler的操作错误。他们发现，尽管约旦和澳大利亚的医疗系统有差异，两国的药剂师对于正确操作Diskus和Turbuhaler都有困难。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哮喘病人。这对病人正确吸入器使用的教育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证据。
第六篇文摘是由Shie等人所发表的 “台湾呼吸治疗师对于病人安全的态度”。作者在台湾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来评估在不同层级医院的呼吸治疗师对于的安全观念。他们设计问卷针对呼吸治疗师的安全态度进行调查，并邀请所有台湾呼吸治疗师参与调查。问卷中针对安全态度分为6个领域: 团队合作、安全态度、工作满意度、压力认知、管理部门、工作环境。作者分析各领域和正面态度的相关性。回复率为60%。总括来说，呼吸治疗师对于团队合作、安全态度、工作满意度、压力认知、管理部门、工作环境有较低的正面态度。所有安全领域的正面态度方面，资深呼吸治疗师低于资历较浅的呼吸治疗师。在医学中心工作的呼吸治疗师比在小型区域和地区医院工作的呼吸治疗师，对压力认知的正面态度分数较高;但在其他5个安全领域的得分较低。作者的结论是，这个调查研究发现了台湾各医院工作的呼吸治疗师对于6个安全领域的正面态度较低。可能原因是工作负荷过高、管理阶层为其他专业人员、以及缺乏标准作业流程，导致他们对于病人安全与工作满意的正面态度偏低。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Shie等人研究了台湾各医院工作的呼吸治疗师对于病人安全的态度。台湾的呼吸治疗师在有关病人安全6个面向的正面态度较低。可能的原因是工作负荷过高、管理阶层为其他专业人员及缺乏标准作业流程，导致他们对于病人安全与工作满意的正面态度偏低。目前还不清楚其他国家相同是否有类似的结论。
第七篇文摘是由Lanza等人所发表的“在婴儿实施延长缓慢呼气的技术：对潮气量，最大呼气流速，和补呼气量的影响”。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延长缓慢呼气对婴儿呼吸力学的影响。作者对18个有经常性喘鸣病史的婴儿进行了横断性研究。受试婴儿先予以镇静，然后做延长的缓慢呼气后，再测试其肺功能。延长的缓慢呼气是在呼气期延长手动胸腹压缩的 3 步骤。作者们在缓慢呼气期间，和缓慢呼气之后，测量婴儿的呼气峰流速、潮气量，以及深呼吸的频率。我们将缓慢呼气期间的呼气量，当做补呼气量的一部分。我们以突升容积的快速胸部压缩技术定量补呼气量。婴儿的平均年龄为32周，他们之前平均有过5次喘鸣发作。和延长缓慢呼气后立即做比较，延长缓慢呼气时有显著潮气容积减少，最大呼气流量没有显著的变化，有更频繁的叹息式呼吸。在每一个延长缓慢呼气后紧接呼气容积增加。作者的结论是，这可确认和量化，延长缓慢呼气会放出肺补呼气量的气。长时间缓慢呼气对最大呼气流速、诱发叹息式呼吸，和降低的潮气容积没有影响，这可能是粘液清除时的主要物理特色。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尽管延长缓慢呼气可以适用于婴幼儿减轻肺阻塞和清除气道分泌物，但是对呼吸系统的影响的研究较少。兰扎等人对18个患有经常性喘病史的婴儿评估这项技术。他们能够确认，延长缓慢呼气会减少肺补呼气量。延长缓慢呼气没有改变最大呼气流速，使潮气量下降，并导致更频繁的叹息式呼吸。而这个方法是否改善婴儿的呼吸系统疾病，成果尚未确定。
第八篇文摘是由Comce等人所发表的“选择性肺切除手术病人振动响应影像与定量灌注显像的比较”。他们比较了振动响应影像对定量灌注显像来预测术后 FEV1和肺一氧化碳弥散量。他们找了35名肺切除病人。在术后 FEV1％预测值，术后 FEV1预测值，术后 DLCO％预测值，振动响应影像测量法对定量灌注显像测量法显示有很强的相关性。经由定量灌注显像测量术后 FEV 1预测值和实际测量术后 FEV1预测值，两者间是有相关性。在术后 FEV1预测值，用振动响应影像测量和实际测量之间是没有差异。经由振动响应影像测量的术后 FEV1预测值和术后 FEV1实际值之间有相关性。在振动响应影像术后 FEV1的预测值和实际值之间的平均差异为49毫升，相对于定量灌注显像是230毫升。无论是振动响应影像或是定量灌注显像，术后 DLCO％预测值与术后 DLCO％实际值是无法一致的。所以用振动响应影像比起定量灌注显像来评估肺切除病人可能是另一个很好的选择。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在考虑执行肺切除手术的病人中，定量灌注显像常用于预测术后肺功能和决定是否要做肺切除的指标。而振动响应影像已被建议是一种非侵入性，无辐射，以及更简单的方法来预测术后肺功能。Comce等人评估25例病人做术前FEV1和DLCO测量。他们发现，振动响应影像或许是定量灌注显像测量之外，用以评估是否进行肺切除手术另一个较好的选择。
这个月最后一篇文摘是由Aikawa(合川)等人所发表的 “机械通气大鼠使用低潮气量、高潮气量和pentoxifylline对肠道血流量及白血球-内皮细胞相互作用的影响”。作者们的假设是高的潮气量和高PEEP会引发肠系膜微循环障碍，而这种循环障碍可被具抗炎效用的pentoxifyllin减弱。他们将大鼠麻醉，执行气切插管，并以10cmH2O 的PEEP和0.21的FIO2对大鼠机械通气2小时。其中一组接受每公斤体重7毫升的低潮气量，而另一组接受每公斤体重10毫升的高潮气量，至于第三组则接受高潮气量再加上pentoxifyllin。这三组的平均动脉压不论是在基准值或机械通气2个小时后都是相似的。肠系膜血流量在各组之间也相似。气道峰压在低潮气量组比高潮气量组或高潮气量加pentoxifyllin组较低。有少数粘附性白血球细胞和少数移行性白血球细胞在低潮气量组以及高潮气量组加pentoxifylline组比高潮气量组为多。作者的结论是以低的潮气量高PEEP做肺保护，早期给予pentoxifyllin可降低在机械通气早期因高潮气量和高PEEP所造成的发炎反应。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高PEEP和低潮气量合并使用会降低某些因机械通气导致相关损伤，包括肺过度膨胀，起因于肺泡循环打开和关闭造成的损害，及炎症反应引起的多重器官功能障碍。合川等评估机械通气大鼠使用低潮气量、高潮气量和pentoxifylline对肠的血流量及白血球内皮细胞相互作用的影响。在这种动物模型中，他们发现，以低的潮气量高PEEP做肺保护。早期给予pentoxifyllin可降低在机械通气早期因高潮气容积和高PEEP（推测是肺过度扩张）所造成的发炎反应。
这个月的个案报告是有关便携式脉搏剂量氧气浓缩机，以及为什么他们不应该使用无创机械通气，使用胸腔内链激酶治疗乳糜胸，在ARDS病人使用低温疗法并允许低潮气量通气，迁延性肺炎和非坏死肉芽肿在经支气管活组织检查与堪萨斯分枝杆菌疾病。教学案例则是皮肌炎相关的呼吸困难和2例有肺脓肿与兰斯菲尔德F组链球菌（Streptococcus milleri Group）。
以上是2011年12月份的呼吸治疗期刊的简体中文网播，由刘金蓉呼吸治疗师负责播音，感谢王胜昱医师的协助翻译，袁月华主任修稿、朱家成呼吸治疗师审稿。如想进一步了解原文内容或是过去议题，请上美国呼吸照护期刊网站，www.rcjournal.com，您也可以由网络上订阅，自动收到未来的网络广播议题，谢谢您的参与，再见。
第一篇文摘是由Ntoumenopoulos和他的同事发表的有关“成人机械通气常用参数的设定会有潜在的抑制分泌物清除或促进分泌物清除的可能性吗？这项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在传统机械通气设定时吸气和呼气流速偏差，以及解读文献报道的临界流量偏差的阈值。作者对20位插管并行机械通气的成年患者的样本，测量他们的吸气和呼气峰流速基线值。19位患者吸气流速偏差大于10%。8位患者绝对平均气道流速偏差大于17L/min。作者最后得出常规机械通气设定会产生一个吸气流速偏差，此偏差可能会影响到气道分泌物的清除。
Dean Hess博士的评论
动物和实验室研究数据支持机械通气的设定能产生流速偏差，这种流速偏差会导致气道内分泌物会向肺深部移动或向呼吸机端移动。Ntoumenopoulos等人研究发现常规的机械通气设定产生吸气流速偏差可能会阻止气道分泌物的清除。正如沃尔普在她的社论中指出，或许是时候将快速评估机械通气设定对气道分泌物运动的影响纳入到日常护理病人的一部分。如果机械通气的设定能被调节到促进气道分泌物的清除，那么将对病人有益的。
第二篇是由Volsko等人撰写的有关“通过鼻导管的高流量通气和CPAP在婴儿模型上的作用”。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在婴儿模型上开放气道产生的压力和鼻导管气流流速之间的关系。作者假设用标准的鼻导管当气流速度大于> 2 L/min时产生的正压是最小的，一般在临床上忽略不计。鼻孔用带孔的塑料来模拟。以CPAP导管连接到鼻孔模拟板。鼻孔模版有大、中、小之分，并且和模肺相连接模拟自主通气。呼吸肌压力通过设定波形来显示并且可以通过调整幅度来传送从3ml到12ml不同的潮气量。肺的顺应性和阻力分别被设置在0.5mL/cm H2O and 125 cm H2O/L/s，鼻导管插入鼻孔模型里。作者确保鼻孔闭塞不超过50%。流量介于2 to 6 L/min之间。数据已超过20次呼吸做平均。早产儿的鼻管受到潮气量和压力变化影响是最大的。婴儿型鼻管受到压力变化影响和小儿型鼻管受到潮气量变化影响是最小的。作者由此得出临床上标准鼻导管的高流量不产生正压的结论。自主呼吸的潮气量在所有条件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Dean Hess博士的评论
儿童中使用鼻导管高流量通气在最近几年中逐渐增加。但是有关在高流量气体在使用常规鼻导管通气产生预期正压作用的资料有限。Volsko等人在一个婴儿模型中进行了有关研究。有趣的是他们发现临床上常规鼻导管高流量通气不产生正压。正如Hornik and Turner所写的强烈建议或反对用高流量鼻导管通气代替鼻式CPAP，需要等待更多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
第三篇是由Rice等人撰写的有关“Accu血氧计驱动氧节约设备与固定剂量氧气设备在稳定期COPD患者之间的比较”。作者随即安排了28名患者，他们是由于COPD进行家庭氧疗，让他们以目前的处方使用3种氧气输送设备（持续流量氧气、CR-50、AccuO2），每种氧气系统连续使用2天，每天8小时。AccuO2是一种原型的氧气计驱动氧气节约设备，而CR-50是一种标准的氧气节约设备。作者记录指脉氧并且计算氧气节约率，节约率的定义是在氧气提供期间用氧气节约设备与持续流量氧相比较。22个病人完成了全部3个研究组，另外2名病人完成了AccuO2设备组和持续流量氧气组。平均血氧饱和度在持续氧流量上是92(+-)4%，在CR-50上是92(+-)4%，在AccuO2上是91(+-)2%。血氧饱和度变异最少的是AccuO2。AccuO2的节约率是9.9(+-)7.3，CR-50的节约率是2.6(+-)1.0,。作者由此得出与持续流量氧气和CR-50设备比较，AccuO2使血氧饱和度更接近目标值，并且比CR-50有更高的节约率。
Dean Hess博士的评论
Rice等人对28位稳定期COPD的患者使用血氧计驱动氧气节约设备与固定计量氧气的设备比较。同持续流量氧气设备比较，血氧计驱动氧气节约设备维持氧饱和度更接近目标值并且比固定剂量氧气设备有更高的节约率。正如Nava所称的那样，如此的方法或许用来避免患者日常活动时氧饱和度的下降。此外，氧气节约也可节约成本。由于这是一个短期研究，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血氧驱动氧气节约设备在长期中的益处。
第四篇文章我们看看由Barnes等人所写的“在美国呼吸治疗教育课程主任的调查”。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现行有关呼吸治疗结构改革，确保将来呼吸治疗师能够胜任临床呼吸治疗的工作。经过前期测试和问题修正，作者邀请了435位呼吸治疗教育课程的主任，他们的课程在2010年5月都被美国呼吸治疗学会认证或认证中的。其中80%提供了有效的回答。与学士课程相比较，5项询证医学和呼吸治疗协议书有关的核心能力中的3项在专科学位课程中较少被教导。80%的学位课程教导学生如何批判已出版的研究，相比较专科只有42%的课程设立。34%的专科课程教学生统计学，78%的学士课程叫他们统计学。94%的学士课程教他们将询证医学运用到临床工作中去，而仅81%的专科有此课程。教育学生呼吸治疗体系和保险赔付制度与呼吸治疗成本相关的课程，学士课程明显比专科课程多。其他核心课程的比重分布曲线是，学士学位课程明显比专科学位课程有较高的百分比。作者的结论是：学士学位课程和专科学位课程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Dean Hess博士的评论
在美国呼吸照护学会第三次”飞越2015年”讨论会的背景下，Barnes等人探讨有关现行呼吸治疗教育课程的的结构改革，让未来的呼吸治疗师确保有能力胜任临床医疗照护的工作。他们邀请负责呼吸治疗教育课程的负责人来参与调查有关呼吸治疗师在飞越2015年以后的工作能力。他们发现学士学位课程和专科学位课程之间存在有极大的的不同。对于呼吸治疗师在未来应该做甚么有很多意见，但目前缺少同行审查研究来引导专业的走向。如同Goodfellow所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专业是否愿意及能够转变到未来所需的目标。
第五篇文摘是由Basheti等人所发表的“在约旦和澳大利亚，哮喘病人和药剂师对于Diskus和Turbuhaler的操作错误”。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是评估在约旦和澳大利亚的病人和药剂师操作Diskus和Turbuhaler吸入药物常见的错误步骤。在同样的吸入器技术清单，作者要求社区药剂师操作使用Diskus和Turbuhaler。
他们也要求哮喘病人操作现在使用的吸入器。42位在约旦及31位在澳大利亚的社区药剂师共同参与。在约旦，51位哮喘病人操作使用Diskus，40位病人操作使用Turbuhaler。在澳大利亚，53位哮喘病人操作使用Diskus，42位病人操作使用Turbuhaler。在澳大利亚的药剂师比在约旦剂药师在最近接受了吸入器操作技巧的教导。以操作Diskus来说，这两个国家的药剂师在步骤3(呼气至残余肺容积) 或是步骤4(远离吸入器呼气)的技巧，只有少数人能正确执行。以操作Turbuhaler来说，在澳大利亚和约旦的药剂师之间有显著的不同，主要是在步骤2，装填药物时要保持吸入器直立。在过去一年间，只有少数病人有接受吸入器操作技巧的教育课程。在Diskus和Turbuhaler使用上，病人和药剂师犯类似的错误。约旦的病人较能正确使用Diskus，澳大利亚的病人较能正确使用Turbuhaler。作者们的结论是，尽管澳大利亚和约旦的医疗系统不相同，但是这两国的药师对于Diskus和Turbuhaler的使用在相同步骤有相同的困难。在这两个国家，哮喘病人所犯的错误都与药剂师类似。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使用吸入器需要准确地完成多个步骤，以确保有效的药物提供。Basheti等人评估在约旦和澳大利亚的哮喘病人和药剂师对于Diskus和Turbuhaler的操作错误。他们发现，尽管约旦和澳大利亚的医疗系统有差异，两国的药剂师对于正确操作Diskus和Turbuhaler都有困难。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哮喘病人。这对病人正确吸入器使用的教育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证据。
第六篇文摘是由Shie等人所发表的 “台湾呼吸治疗师对于病人安全的态度”。作者在台湾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来评估在不同层级医院的呼吸治疗师对于的安全观念。他们设计问卷针对呼吸治疗师的安全态度进行调查，并邀请所有台湾呼吸治疗师参与调查。问卷中针对安全态度分为6个领域: 团队合作、安全态度、工作满意度、压力认知、管理部门、工作环境。作者分析各领域和正面态度的相关性。回复率为60%。总括来说，呼吸治疗师对于团队合作、安全态度、工作满意度、压力认知、管理部门、工作环境有较低的正面态度。所有安全领域的正面态度方面，资深呼吸治疗师低于资历较浅的呼吸治疗师。在医学中心工作的呼吸治疗师比在小型区域和地区医院工作的呼吸治疗师，对压力认知的正面态度分数较高;但在其他5个安全领域的得分较低。作者的结论是，这个调查研究发现了台湾各医院工作的呼吸治疗师对于6个安全领域的正面态度较低。可能原因是工作负荷过高、管理阶层为其他专业人员、以及缺乏标准作业流程，导致他们对于病人安全与工作满意的正面态度偏低。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Shie等人研究了台湾各医院工作的呼吸治疗师对于病人安全的态度。台湾的呼吸治疗师在有关病人安全6个面向的正面态度较低。可能的原因是工作负荷过高、管理阶层为其他专业人员及缺乏标准作业流程，导致他们对于病人安全与工作满意的正面态度偏低。目前还不清楚其他国家相同是否有类似的结论。
第七篇文摘是由Lanza等人所发表的“在婴儿实施延长缓慢呼气的技术：对潮气量，最大呼气流速，和补呼气量的影响”。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延长缓慢呼气对婴儿呼吸力学的影响。作者对18个有经常性喘鸣病史的婴儿进行了横断性研究。受试婴儿先予以镇静，然后做延长的缓慢呼气后，再测试其肺功能。延长的缓慢呼气是在呼气期延长手动胸腹压缩的 3 步骤。作者们在缓慢呼气期间，和缓慢呼气之后，测量婴儿的呼气峰流速、潮气量，以及深呼吸的频率。我们将缓慢呼气期间的呼气量，当做补呼气量的一部分。我们以突升容积的快速胸部压缩技术定量补呼气量。婴儿的平均年龄为32周，他们之前平均有过5次喘鸣发作。和延长缓慢呼气后立即做比较，延长缓慢呼气时有显著潮气容积减少，最大呼气流量没有显著的变化，有更频繁的叹息式呼吸。在每一个延长缓慢呼气后紧接呼气容积增加。作者的结论是，这可确认和量化，延长缓慢呼气会放出肺补呼气量的气。长时间缓慢呼气对最大呼气流速、诱发叹息式呼吸，和降低的潮气容积没有影响，这可能是粘液清除时的主要物理特色。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尽管延长缓慢呼气可以适用于婴幼儿减轻肺阻塞和清除气道分泌物，但是对呼吸系统的影响的研究较少。兰扎等人对18个患有经常性喘病史的婴儿评估这项技术。他们能够确认，延长缓慢呼气会减少肺补呼气量。延长缓慢呼气没有改变最大呼气流速，使潮气量下降，并导致更频繁的叹息式呼吸。而这个方法是否改善婴儿的呼吸系统疾病，成果尚未确定。
第八篇文摘是由Comce等人所发表的“选择性肺切除手术病人振动响应影像与定量灌注显像的比较”。他们比较了振动响应影像对定量灌注显像来预测术后 FEV1和肺一氧化碳弥散量。他们找了35名肺切除病人。在术后 FEV1％预测值，术后 FEV1预测值，术后 DLCO％预测值，振动响应影像测量法对定量灌注显像测量法显示有很强的相关性。经由定量灌注显像测量术后 FEV 1预测值和实际测量术后 FEV1预测值，两者间是有相关性。在术后 FEV1预测值，用振动响应影像测量和实际测量之间是没有差异。经由振动响应影像测量的术后 FEV1预测值和术后 FEV1实际值之间有相关性。在振动响应影像术后 FEV1的预测值和实际值之间的平均差异为49毫升，相对于定量灌注显像是230毫升。无论是振动响应影像或是定量灌注显像，术后 DLCO％预测值与术后 DLCO％实际值是无法一致的。所以用振动响应影像比起定量灌注显像来评估肺切除病人可能是另一个很好的选择。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在考虑执行肺切除手术的病人中，定量灌注显像常用于预测术后肺功能和决定是否要做肺切除的指标。而振动响应影像已被建议是一种非侵入性，无辐射，以及更简单的方法来预测术后肺功能。Comce等人评估25例病人做术前FEV1和DLCO测量。他们发现，振动响应影像或许是定量灌注显像测量之外，用以评估是否进行肺切除手术另一个较好的选择。
这个月最后一篇文摘是由Aikawa(合川)等人所发表的 “机械通气大鼠使用低潮气量、高潮气量和pentoxifylline对肠道血流量及白血球-内皮细胞相互作用的影响”。作者们的假设是高的潮气量和高PEEP会引发肠系膜微循环障碍，而这种循环障碍可被具抗炎效用的pentoxifyllin减弱。他们将大鼠麻醉，执行气切插管，并以10cmH2O 的PEEP和0.21的FIO2对大鼠机械通气2小时。其中一组接受每公斤体重7毫升的低潮气量，而另一组接受每公斤体重10毫升的高潮气量，至于第三组则接受高潮气量再加上pentoxifyllin。这三组的平均动脉压不论是在基准值或机械通气2个小时后都是相似的。肠系膜血流量在各组之间也相似。气道峰压在低潮气量组比高潮气量组或高潮气量加pentoxifyllin组较低。有少数粘附性白血球细胞和少数移行性白血球细胞在低潮气量组以及高潮气量组加pentoxifylline组比高潮气量组为多。作者的结论是以低的潮气量高PEEP做肺保护，早期给予pentoxifyllin可降低在机械通气早期因高潮气量和高PEEP所造成的发炎反应。
Dean Hess博士评论是
高PEEP和低潮气量合并使用会降低某些因机械通气导致相关损伤，包括肺过度膨胀，起因于肺泡循环打开和关闭造成的损害，及炎症反应引起的多重器官功能障碍。合川等评估机械通气大鼠使用低潮气量、高潮气量和pentoxifylline对肠的血流量及白血球内皮细胞相互作用的影响。在这种动物模型中，他们发现，以低的潮气量高PEEP做肺保护。早期给予pentoxifyllin可降低在机械通气早期因高潮气容积和高PEEP（推测是肺过度扩张）所造成的发炎反应。
这个月的个案报告是有关便携式脉搏剂量氧气浓缩机，以及为什么他们不应该使用无创机械通气，使用胸腔内链激酶治疗乳糜胸，在ARDS病人使用低温疗法并允许低潮气量通气，迁延性肺炎和非坏死肉芽肿在经支气管活组织检查与堪萨斯分枝杆菌疾病。教学案例则是皮肌炎相关的呼吸困难和2例有肺脓肿与兰斯菲尔德F组链球菌（Streptococcus milleri Group）。
以上是2011年12月份的呼吸治疗期刊的简体中文网播，由刘金蓉呼吸治疗师负责播音，感谢王胜昱医师的协助翻译，袁月华主任修稿、朱家成呼吸治疗师审稿。如想进一步了解原文内容或是过去议题，请上美国呼吸照护期刊网站，www.rcjournal.com，您也可以由网络上订阅，自动收到未来的网络广播议题，谢谢您的参与，再见。
2011年12月1日 星期四
2011年12月份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繁體中文版
您好，我是劉金蓉呼吸治療師，為您進行2011年12月份美國呼吸照護期刊(AARC RC Journal)的中文網播。文章內容為由雜誌主編Dean Hess博士為您做摘要講評現在讓我們開始吧。
第一篇文摘是由Ntoumenopoulos等人所發表的 “常用成人機械通氣的設定有可能嵌入分泌物或促進痰液清除？”這項研究的目的在於確定傳統機械通氣設定時，吸氣和呼氣流量的偏差；以及解讀文獻報導的臨界流量偏差閾值。
作者對20位插管使用呼吸器的成人病人，測量他們的基礎尖峰吸氣和吐氣流量。其中19位病人的吸氣流量偏差＞10%；8位病人的絕對吸氣平均流量偏差＞17 L/min。作者的結論是常見機械通氣設定所產生的吸氣氣流偏差，有可能會促使分泌物滯留。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來自動物和實驗室的數據，支持機械通氣設定可產生氣流偏差，可能會導致呼吸道中黏液往病人端或機器端移動。 Ntoumenopoulos等人發現，常見機械通氣設定所產生的吸氣氣流偏差，有可能會促使分泌物滯留。
沃爾普在她的社論中指出，或許呼吸器的設定對於粘液移動的影響可做為日常照護病人快速評估的一部分。如果藉調整呼吸器設定就可來促進氣道清潔，這將對病人有可能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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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摘是由Volsko等人所發表的 “，經由鼻管給予高流量氣體在模擬嬰兒模型中的CPAP效應”。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使用一個模擬的嬰兒模型在打開的呼吸道和流量通過鼻導管所產生的壓力之間的關係。作者的假設是，使用標準鼻管流量供應> 2 L / min氣體時所產生的正壓非常小，且不具臨床意義。
作者以鑽孔的塑膠來模擬鼻孔。以CPAP導管連接到鼻孔模板。分別以小型，中型，大型鼻孔模板連接到一個模擬自主呼吸的肺模擬器。呼吸肌的壓力以波形來顯示，調整幅度來提供潮氣量的範圍從3毫升至12毫升。肺順應性和阻力，分別設定在每厘米水柱0.5 毫升和每秒-每公升125厘米水柱。
鼻管被插入模型中的鼻孔。作者確認鼻管使鼻孔閉塞不超過50％。鼻管流量以每分鐘1公升的流速調整，使流量介於每分鐘2到6公升之間。數據是以超過20次呼吸做平均計算。他們發現早產嬰兒型鼻管受到潮氣量和壓力變化的影響最大。嬰兒型鼻管受到壓力變化及小兒型鼻管受到潮氣量變化的影響最小。
作者的結論是臨床上使用標準的鼻導管在高流量下不會產生正壓。自行呼吸的潮氣量的差異在所有流量下是可忽略的。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嬰幼兒使用高流量鼻導管在近年來逐漸增加，但描述使用傳統鼻導管加上高流量來得到預期性CPAP治療效果的資料卻很少。 Volsko等人在一個模擬嬰兒模型中做了這項研究。有趣的是，他們發現臨床上使用標準的鼻導管在高流量不會產生正壓。
如同Hornik和Turner所描述的，強力建議或反對使用高流量鼻導管來代替鼻式CPAP，未來還需要有隨機控制實驗的結果來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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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文摘是由Rice等人所發表的 “病情穩定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使用AccuO2血氧計驅動氧氣節約設備與與固定劑量的氧氣設備的比較”。作者隨機分配了28位在家連續使用氧氣治療的COPD病人，讓他們在家中以目前的處方使用3種不同的氧氣輸送系統（連續流量氧氣、CR- 50，和AccuO2）；每種氧氣系統連續使用兩天，每天8小時。 AccuO2是血氧計驅動的氧氣節約設備的原型機，而CR- 50是標準的氧氣節約設備。
作者記錄了 SpO2和計算節約率，其中節約率的定義是氧氣供應期間以氧氣節約設備與連續流量吸氧的比較。有 22病人完成全部3個研究組，2名病人完成AccuO2設備和連續流量氧氣設備。平均氧飽和度在連續流量吸氧為92 4％，CR- 50為92 4%，AccuO2為91 2%。AccuO2氧飽和度變異較少。
AccuO2的節約率是9.9 7.3，而CR- 50是2.6 1.0。作者得出結論認為，相對於連續流量氧氣設備或CR- 50，AccuO2可保持血氧飽和度接近目標， AccuO2比CR -50有更高的節約率。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Rice等人對28位病情穩定的COPD病人使用血氧計驅動的氧氣節約設備與固定劑量的氧氣設備做比較。與連續流量氧氣設備相比，以血氧計驅動的氧氣節約設備可維持與血氧飽和度目標值較接近，且它的節約率比固定劑量的氧氣設備來的高。如同Nava所指稱的，也許可用這種做法來避免病人在日常活動時的血氧飽和度下降。
此外，節約氧氣可轉化為節省成本。因為這是一個短期的研究，未來還需更多的研究才能確定以血氧計驅動的氧氣節約設備的長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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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文摘是由Barnes等人所發表的” 美國呼吸治療教育課程主持人的普查”。此項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討有關現行呼吸治療教育的結構改革，讓未來的呼吸治療師確保有能力勝任臨床醫療照護的工作。
經過前期測試和問題修正，作者邀請435位呼吸治療教育課程主持人，其教育課程在2010年5月被呼吸照護認可委員會所認證或認證中。其中80%提供了有效的答覆。與學士學位課程相比，5項與實證醫學和呼吸照護議定書有關的核心能力中的3項在專科學位課程中較少被教導。有80%學士學位的課程設有指導學生如何批判已發表的研究文章，而只有42%的專科學位課程中有設立。
相對於78%學士學位課程，只有34%的專科學位課程有教導學生統計學。94%的學士學位課程和81%的專科學位課程有教導學生利用實證醫學於臨床工作。
安排教導學生認知健康照護體系和保險給付制度，與呼吸照護成本效益相關課程，學士學位課程明顯比專科學位課程多。其他核心能力課程的比重分佈曲線，學士學位課程明顯比專科學位課程有較高的百分比。作者們的結論是，學士學位課程和專科學位課程兩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在美國呼吸照護學會第三次”飛越2015年”討論會的背景下，Barnes等人探討有關現行呼吸治療教育課程的的結構改革，讓未來的呼吸治療師確保有能力勝任臨床醫療照護的工作。他們邀請負責呼吸治療教育課程的負責人來參與調查有關呼吸治療師在飛越2015年以後的工作能力。他們發現學士學位課程和專科學位課程之間存在有極大的的不同。對於呼吸治療師在未來應該做甚麼有很多意見，但目前缺少同儕審查研究來引導專業的走向。如同Goodfellow所稱，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專業是否願意及能夠轉變到未來所需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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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文摘是由Basheti等人所發表的“在約旦和澳大利亞，氣喘病人和藥師對於Diskus和Turbuhaler的操作錯誤”。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是評估在約旦和澳大利亞的病人和藥師操作Diskus和Turbuhaler吸入藥物常見的錯誤步驟。在同樣的吸入器技術清單，作者要求社區藥師操作使用Diskus和Turbuhaler。
他們也要求氣喘病人操作現在使用的吸入器。42位在約旦及31位在澳大利亞的社區藥師共同參與。在約旦，51位氣喘病人操作使用Diskus，40位病人操作使用Turbuhaler。在澳大利亞，53位氣喘病人操作使用Diskus，42位病人操作使用Turbuhaler。
在澳大利亞的藥師比在約旦藥師在最近接受了吸入器操作技巧的教導。以操作Diskus來說，這兩個國家的藥師在步驟3(吐氣至殘餘肺容積) 或是步驟4(遠離吸入器吐氣)的技巧，只有少數人能正確執行。以操作Turbuhaler來說，在澳大利亞和約旦的藥師之間有顯著的不同，主要是在步驟2，裝填藥物時要保持吸入器直立。
在過去一年間，只有少數病人有接受吸入器操作技巧的教育課程。在Diskus和Turbuhaler使用上，病人和藥師犯類似的錯誤。約旦的病人較能正確使用Diskus，澳大利亞的病人較能正確使用Turbuhaler。作者們的結論是，儘管澳大利亞和約旦的醫療系統不相同，但是這兩國的藥師對於Diskus和Turbuhaler的使用在相同步驟有相同的困難。在這兩個國家，氣喘病人所犯的錯誤都與藥師類似。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使用吸入器需要準確地完成多個步驟，以確保有效的藥物提供。Basheti等人評估在約旦和澳大利亞的氣喘病人和藥師對於Diskus和Turbuhaler的操作錯誤。他們發現，儘管約旦和澳大利亞的醫療系統有差異，兩國的藥師對於正確操作Diskus和Turbuhaler都有困難。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氣喘病人。這對病人正確吸入器使用的教導提供了更進一步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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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文摘是由Shie等人所發表的 “台灣呼吸治療師對於病人安全的態度”。作者在台灣進行的一項全國調查，來評估在不同層級醫院的呼吸治療師對於的安全觀念。他們設計問卷針對呼吸治療師的安全態度進行調查，並邀請所有台灣呼吸治療師參與調查。
問卷中針對安全態度分為6個領域: 團隊合作、安全態度、工作滿意度、壓力認知、管理部門、工作環境。作者分析各領域和正面態度的相關性。回覆率為60%。
總括來說，呼吸治療師對於團隊合作、安全態度、工作滿意度、壓力認知、管理部門、工作環境有較低的正面態度。
所有安全領域的正面態度方面，資深呼吸治療師低於資淺呼吸治療師。在醫學中心工作的呼吸治療師比在小型區域和地區醫院工作的呼吸治療師，對壓力認知的正面態度分數較高;但在其他5個安全領域的得分較低。
作者的結論是，在這個調查研究發現於台灣各醫院執業呼吸治療師對於6個安全領域的正面態度較低。可能原因是工作負荷過高、管理階層為其他專業人員、以及缺乏標準作業流程，導致他們對於病人安全與工作滿意的正面態度偏低。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Shie等人研究於台灣各醫院執業的呼吸治療師對於病人安全的態度。台灣的呼吸治療師在有關病人安全6個面向的正面態度較低。可能的原因是工作負荷過高、管理階層為其他專業人員及缺乏標準作業流程，導致他們對於病人安全與工作滿意的正面態度偏低。目前還不清楚其他國家相同是否有類似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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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文摘是由Lanza等人所發表的“在嬰兒實施延長緩慢呼氣的技術：對潮氣容積，最大呼氣流速，和呼氣儲備容積的影響”。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延長緩慢呼氣對嬰兒呼吸力學的影響。作者對18個有經常性喘鳴病史的嬰兒進行了橫斷性研究。
受試嬰兒先予以鎮靜，然後做延長的緩慢呼氣後，再測試其肺功能。延長的緩慢呼氣是在呼氣期延長手動胸腹壓縮的 3 步驟
作者們在緩慢吐氣期間，和緩慢吐氣之後，測量嬰兒的尖峰吐氣流量、潮氣容積，以及深呼吸的頻率。我們將緩慢吐氣期間的吐氣容積，當做吐氣儲備容積的一部分。
我們以突升容積的快速胸部壓縮技術定量呼氣儲備容積。嬰兒的平均年齡為32週，他們之前平均有過5次喘鳴發作。和延長緩慢呼氣後立即做比較，延長緩慢呼氣時有顯著潮氣容積減少，最大呼氣流量沒有顯著的變化，有更頻繁的嘆息式呼吸。在每一個延長緩慢呼氣後緊接呼氣容積增加。
作者的結論是，這可確認和量化，延長緩慢呼氣會放出肺呼氣儲備容積的氣。長時間緩慢呼氣對最大呼氣流速、誘發嘆息式呼吸，和降低的潮氣容積沒有影響，這可能是粘液清除時的主要物理特色。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儘管延長緩慢呼氣可以適用於嬰幼兒減輕肺阻塞和清除氣道分泌物，但是對呼吸系統的影響的研究較少。蘭扎等人對18個患有經常性喘病史的嬰兒評估這項技術。他們能夠確認，延長緩慢呼氣會減少肺呼氣儲備容積。延長緩慢呼氣沒有改變最大吐氣流速，使潮氣容積下降，並導致更頻繁的嘆息式呼吸。而這個方法是否改善嬰兒的呼吸系統疾病，成果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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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文摘是由Comce等人所發表的“選擇性肺切除手術病人振動回應影像與定量灌注顯像的比較”。他們比較了振動回應影像對定量灌注顯像來預測術後 FEV1和肺一氧化碳瀰散量。他們找了35名肺切除病人。在術後 FEV1％預測值，術後 FEV1預測值，術後 DLCO％預測值，振動回應影像測量法對定量灌注顯像測量法顯示有很強的相關性。經由定量灌注顯像測量術後 FEV 1預測值和實際測量術後 FEV1預測值，兩者間是有相關性。
在術後 FEV1預測值，用振動回應影像測量和實際測量之間是沒有差異。經由振動回應影像測量的術後 FEV1預測值和術後 FEV1實際值之間有相關性。在振動回應影像術後 FEV1的預測值和實際值之間的平均差異為49毫升，相對於定量灌注顯像是230毫升。無論是振動回應影像或是定量灌注顯像，術後 DLCO％預測值與術後 DLCO％實際值是無法一致的。所以用振動回應影像比起定量灌注顯像來評估肺切除病人可能是另一個很好的選擇。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在考慮執行肺切除手術的病人中，定量灌注顯像常用於預測術後肺功能和決定是否要做肺切除的指標。而振動回應影像已被建議是一種非侵入性，無輻射，以及更簡單的方法來預測術後肺功能。Comce等人評估25例病人做術前FEV1和DLCO測量。他們發現，振動回應影像或許是定量灌注顯像測量之外，用以評估是否進行肺切除手術另一個較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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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月最後一篇文摘是由Aikawa(合川)等人所發表的 “機械通氣大鼠使用低潮氣量、高潮氣量和pentoxifylline對腸道血流量及白血球-內皮細胞相互作用的影響”。作者們的假設是高的潮氣量和高PEEP會引發腸系膜微循環障礙，而這種循環障礙可被具抗發炎效用的pentoxifyllin減弱。
他們將大鼠麻醉，執行氣切插管，並以10cmH2O 的PEEP和0.21的FIO2對大鼠機械通氣2小時。其中一組接受每公斤體重7毫升的低潮氣容積，而另一組接受每公斤體重10毫升的高潮氣容積，至於第三組則接受高潮氣容積再加上pentoxifyllin。這三組的平均動脈壓不論是在基準值或機械通氣2個小時後都是相似的。腸系膜血流量在各組之間也相似。
尖峰氣道壓力在低潮氣量組比高潮氣量組或高潮氣量加pentoxifyllin組較低。有少數粘附性白血球細胞和少數移行性白血球細胞在低潮氣量組以及高潮氣量組加pentoxifylline組比高潮氣量組為多。作者的結論是以低的潮氣量高PEEP做肺保護，早期給予pentoxifyllin可降低在機械通氣早期因高潮氣容積和高PEEP所造成的發炎反應。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高PEEP和低潮氣量合併使用會降低某些因機械通氣導致相關損傷，包括肺過度膨脹，起因於肺泡循環打開和關閉造成的損害，及炎症反應引起的多重器官功能障礙。合川等評估機械通氣大鼠使用低潮氣量、高潮氣量和pentoxifylline對腸的血流量及白血球內皮細胞相互作用的影響。在這種動物模型中，他們發現，以低的潮氣量高PEEP做肺保護。早期給予pentoxifyllin可降低在機械通氣早期因高潮氣容積和高PEEP（推測是肺過度擴張）所造成的發炎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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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月的個案報告攜帶式脈搏劑量氧氣濃縮機有關，以及為什麼他們不應該使用非侵襲性通氣，使用肋膜內鏈激酶治療乳糜胸，在ARDS病人使用低溫療法並允許低潮氣量通氣，組織性肺炎和非壞死肉芽腫在支氣管活組織檢查與堪薩斯分枝桿菌疾病。教學案例則是皮肌炎相關的呼吸困難和2例有肺膿瘍與蘭斯菲爾德F組鏈球菌（Streptococcus milleri Group）。
以上是2011年12月份的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由劉金蓉呼吸治療師負責播音，感謝王彩鶴、蕭琬云及鄒亞紘呼吸治療師的協助翻譯，彭逸豪呼吸治療師修稿、朱家成呼吸治療師審稿。如想進一步了解原文內容或是過去議題，請上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網站，www.rcjournal.com，您也可以由網路上訂閱，自動收到未來的網路廣播議題，謝謝您的參與，再見。
第一篇文摘是由Ntoumenopoulos等人所發表的 “常用成人機械通氣的設定有可能嵌入分泌物或促進痰液清除？”這項研究的目的在於確定傳統機械通氣設定時，吸氣和呼氣流量的偏差；以及解讀文獻報導的臨界流量偏差閾值。
作者對20位插管使用呼吸器的成人病人，測量他們的基礎尖峰吸氣和吐氣流量。其中19位病人的吸氣流量偏差＞10%；8位病人的絕對吸氣平均流量偏差＞17 L/min。作者的結論是常見機械通氣設定所產生的吸氣氣流偏差，有可能會促使分泌物滯留。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來自動物和實驗室的數據，支持機械通氣設定可產生氣流偏差，可能會導致呼吸道中黏液往病人端或機器端移動。 Ntoumenopoulos等人發現，常見機械通氣設定所產生的吸氣氣流偏差，有可能會促使分泌物滯留。
沃爾普在她的社論中指出，或許呼吸器的設定對於粘液移動的影響可做為日常照護病人快速評估的一部分。如果藉調整呼吸器設定就可來促進氣道清潔，這將對病人有可能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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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摘是由Volsko等人所發表的 “，經由鼻管給予高流量氣體在模擬嬰兒模型中的CPAP效應”。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使用一個模擬的嬰兒模型在打開的呼吸道和流量通過鼻導管所產生的壓力之間的關係。作者的假設是，使用標準鼻管流量供應> 2 L / min氣體時所產生的正壓非常小，且不具臨床意義。
作者以鑽孔的塑膠來模擬鼻孔。以CPAP導管連接到鼻孔模板。分別以小型，中型，大型鼻孔模板連接到一個模擬自主呼吸的肺模擬器。呼吸肌的壓力以波形來顯示，調整幅度來提供潮氣量的範圍從3毫升至12毫升。肺順應性和阻力，分別設定在每厘米水柱0.5 毫升和每秒-每公升125厘米水柱。
鼻管被插入模型中的鼻孔。作者確認鼻管使鼻孔閉塞不超過50％。鼻管流量以每分鐘1公升的流速調整，使流量介於每分鐘2到6公升之間。數據是以超過20次呼吸做平均計算。他們發現早產嬰兒型鼻管受到潮氣量和壓力變化的影響最大。嬰兒型鼻管受到壓力變化及小兒型鼻管受到潮氣量變化的影響最小。
作者的結論是臨床上使用標準的鼻導管在高流量下不會產生正壓。自行呼吸的潮氣量的差異在所有流量下是可忽略的。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嬰幼兒使用高流量鼻導管在近年來逐漸增加，但描述使用傳統鼻導管加上高流量來得到預期性CPAP治療效果的資料卻很少。 Volsko等人在一個模擬嬰兒模型中做了這項研究。有趣的是，他們發現臨床上使用標準的鼻導管在高流量不會產生正壓。
如同Hornik和Turner所描述的，強力建議或反對使用高流量鼻導管來代替鼻式CPAP，未來還需要有隨機控制實驗的結果來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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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文摘是由Rice等人所發表的 “病情穩定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使用AccuO2血氧計驅動氧氣節約設備與與固定劑量的氧氣設備的比較”。作者隨機分配了28位在家連續使用氧氣治療的COPD病人，讓他們在家中以目前的處方使用3種不同的氧氣輸送系統（連續流量氧氣、CR- 50，和AccuO2）；每種氧氣系統連續使用兩天，每天8小時。 AccuO2是血氧計驅動的氧氣節約設備的原型機，而CR- 50是標準的氧氣節約設備。
作者記錄了 SpO2和計算節約率，其中節約率的定義是氧氣供應期間以氧氣節約設備與連續流量吸氧的比較。有 22病人完成全部3個研究組，2名病人完成AccuO2設備和連續流量氧氣設備。平均氧飽和度在連續流量吸氧為92 4％，CR- 50為92 4%，AccuO2為91 2%。AccuO2氧飽和度變異較少。
AccuO2的節約率是9.9 7.3，而CR- 50是2.6 1.0。作者得出結論認為，相對於連續流量氧氣設備或CR- 50，AccuO2可保持血氧飽和度接近目標， AccuO2比CR -50有更高的節約率。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Rice等人對28位病情穩定的COPD病人使用血氧計驅動的氧氣節約設備與固定劑量的氧氣設備做比較。與連續流量氧氣設備相比，以血氧計驅動的氧氣節約設備可維持與血氧飽和度目標值較接近，且它的節約率比固定劑量的氧氣設備來的高。如同Nava所指稱的，也許可用這種做法來避免病人在日常活動時的血氧飽和度下降。
此外，節約氧氣可轉化為節省成本。因為這是一個短期的研究，未來還需更多的研究才能確定以血氧計驅動的氧氣節約設備的長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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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文摘是由Barnes等人所發表的” 美國呼吸治療教育課程主持人的普查”。此項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討有關現行呼吸治療教育的結構改革，讓未來的呼吸治療師確保有能力勝任臨床醫療照護的工作。
經過前期測試和問題修正，作者邀請435位呼吸治療教育課程主持人，其教育課程在2010年5月被呼吸照護認可委員會所認證或認證中。其中80%提供了有效的答覆。與學士學位課程相比，5項與實證醫學和呼吸照護議定書有關的核心能力中的3項在專科學位課程中較少被教導。有80%學士學位的課程設有指導學生如何批判已發表的研究文章，而只有42%的專科學位課程中有設立。
相對於78%學士學位課程，只有34%的專科學位課程有教導學生統計學。94%的學士學位課程和81%的專科學位課程有教導學生利用實證醫學於臨床工作。
安排教導學生認知健康照護體系和保險給付制度，與呼吸照護成本效益相關課程，學士學位課程明顯比專科學位課程多。其他核心能力課程的比重分佈曲線，學士學位課程明顯比專科學位課程有較高的百分比。作者們的結論是，學士學位課程和專科學位課程兩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在美國呼吸照護學會第三次”飛越2015年”討論會的背景下，Barnes等人探討有關現行呼吸治療教育課程的的結構改革，讓未來的呼吸治療師確保有能力勝任臨床醫療照護的工作。他們邀請負責呼吸治療教育課程的負責人來參與調查有關呼吸治療師在飛越2015年以後的工作能力。他們發現學士學位課程和專科學位課程之間存在有極大的的不同。對於呼吸治療師在未來應該做甚麼有很多意見，但目前缺少同儕審查研究來引導專業的走向。如同Goodfellow所稱，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專業是否願意及能夠轉變到未來所需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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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文摘是由Basheti等人所發表的“在約旦和澳大利亞，氣喘病人和藥師對於Diskus和Turbuhaler的操作錯誤”。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是評估在約旦和澳大利亞的病人和藥師操作Diskus和Turbuhaler吸入藥物常見的錯誤步驟。在同樣的吸入器技術清單，作者要求社區藥師操作使用Diskus和Turbuhaler。
他們也要求氣喘病人操作現在使用的吸入器。42位在約旦及31位在澳大利亞的社區藥師共同參與。在約旦，51位氣喘病人操作使用Diskus，40位病人操作使用Turbuhaler。在澳大利亞，53位氣喘病人操作使用Diskus，42位病人操作使用Turbuhaler。
在澳大利亞的藥師比在約旦藥師在最近接受了吸入器操作技巧的教導。以操作Diskus來說，這兩個國家的藥師在步驟3(吐氣至殘餘肺容積) 或是步驟4(遠離吸入器吐氣)的技巧，只有少數人能正確執行。以操作Turbuhaler來說，在澳大利亞和約旦的藥師之間有顯著的不同，主要是在步驟2，裝填藥物時要保持吸入器直立。
在過去一年間，只有少數病人有接受吸入器操作技巧的教育課程。在Diskus和Turbuhaler使用上，病人和藥師犯類似的錯誤。約旦的病人較能正確使用Diskus，澳大利亞的病人較能正確使用Turbuhaler。作者們的結論是，儘管澳大利亞和約旦的醫療系統不相同，但是這兩國的藥師對於Diskus和Turbuhaler的使用在相同步驟有相同的困難。在這兩個國家，氣喘病人所犯的錯誤都與藥師類似。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使用吸入器需要準確地完成多個步驟，以確保有效的藥物提供。Basheti等人評估在約旦和澳大利亞的氣喘病人和藥師對於Diskus和Turbuhaler的操作錯誤。他們發現，儘管約旦和澳大利亞的醫療系統有差異，兩國的藥師對於正確操作Diskus和Turbuhaler都有困難。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氣喘病人。這對病人正確吸入器使用的教導提供了更進一步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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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文摘是由Shie等人所發表的 “台灣呼吸治療師對於病人安全的態度”。作者在台灣進行的一項全國調查，來評估在不同層級醫院的呼吸治療師對於的安全觀念。他們設計問卷針對呼吸治療師的安全態度進行調查，並邀請所有台灣呼吸治療師參與調查。
問卷中針對安全態度分為6個領域: 團隊合作、安全態度、工作滿意度、壓力認知、管理部門、工作環境。作者分析各領域和正面態度的相關性。回覆率為60%。
總括來說，呼吸治療師對於團隊合作、安全態度、工作滿意度、壓力認知、管理部門、工作環境有較低的正面態度。
所有安全領域的正面態度方面，資深呼吸治療師低於資淺呼吸治療師。在醫學中心工作的呼吸治療師比在小型區域和地區醫院工作的呼吸治療師，對壓力認知的正面態度分數較高;但在其他5個安全領域的得分較低。
作者的結論是，在這個調查研究發現於台灣各醫院執業呼吸治療師對於6個安全領域的正面態度較低。可能原因是工作負荷過高、管理階層為其他專業人員、以及缺乏標準作業流程，導致他們對於病人安全與工作滿意的正面態度偏低。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Shie等人研究於台灣各醫院執業的呼吸治療師對於病人安全的態度。台灣的呼吸治療師在有關病人安全6個面向的正面態度較低。可能的原因是工作負荷過高、管理階層為其他專業人員及缺乏標準作業流程，導致他們對於病人安全與工作滿意的正面態度偏低。目前還不清楚其他國家相同是否有類似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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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文摘是由Lanza等人所發表的“在嬰兒實施延長緩慢呼氣的技術：對潮氣容積，最大呼氣流速，和呼氣儲備容積的影響”。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延長緩慢呼氣對嬰兒呼吸力學的影響。作者對18個有經常性喘鳴病史的嬰兒進行了橫斷性研究。
受試嬰兒先予以鎮靜，然後做延長的緩慢呼氣後，再測試其肺功能。延長的緩慢呼氣是在呼氣期延長手動胸腹壓縮的 3 步驟
作者們在緩慢吐氣期間，和緩慢吐氣之後，測量嬰兒的尖峰吐氣流量、潮氣容積，以及深呼吸的頻率。我們將緩慢吐氣期間的吐氣容積，當做吐氣儲備容積的一部分。
我們以突升容積的快速胸部壓縮技術定量呼氣儲備容積。嬰兒的平均年齡為32週，他們之前平均有過5次喘鳴發作。和延長緩慢呼氣後立即做比較，延長緩慢呼氣時有顯著潮氣容積減少，最大呼氣流量沒有顯著的變化，有更頻繁的嘆息式呼吸。在每一個延長緩慢呼氣後緊接呼氣容積增加。
作者的結論是，這可確認和量化，延長緩慢呼氣會放出肺呼氣儲備容積的氣。長時間緩慢呼氣對最大呼氣流速、誘發嘆息式呼吸，和降低的潮氣容積沒有影響，這可能是粘液清除時的主要物理特色。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儘管延長緩慢呼氣可以適用於嬰幼兒減輕肺阻塞和清除氣道分泌物，但是對呼吸系統的影響的研究較少。蘭扎等人對18個患有經常性喘病史的嬰兒評估這項技術。他們能夠確認，延長緩慢呼氣會減少肺呼氣儲備容積。延長緩慢呼氣沒有改變最大吐氣流速，使潮氣容積下降，並導致更頻繁的嘆息式呼吸。而這個方法是否改善嬰兒的呼吸系統疾病，成果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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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文摘是由Comce等人所發表的“選擇性肺切除手術病人振動回應影像與定量灌注顯像的比較”。他們比較了振動回應影像對定量灌注顯像來預測術後 FEV1和肺一氧化碳瀰散量。他們找了35名肺切除病人。在術後 FEV1％預測值，術後 FEV1預測值，術後 DLCO％預測值，振動回應影像測量法對定量灌注顯像測量法顯示有很強的相關性。經由定量灌注顯像測量術後 FEV 1預測值和實際測量術後 FEV1預測值，兩者間是有相關性。
在術後 FEV1預測值，用振動回應影像測量和實際測量之間是沒有差異。經由振動回應影像測量的術後 FEV1預測值和術後 FEV1實際值之間有相關性。在振動回應影像術後 FEV1的預測值和實際值之間的平均差異為49毫升，相對於定量灌注顯像是230毫升。無論是振動回應影像或是定量灌注顯像，術後 DLCO％預測值與術後 DLCO％實際值是無法一致的。所以用振動回應影像比起定量灌注顯像來評估肺切除病人可能是另一個很好的選擇。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在考慮執行肺切除手術的病人中，定量灌注顯像常用於預測術後肺功能和決定是否要做肺切除的指標。而振動回應影像已被建議是一種非侵入性，無輻射，以及更簡單的方法來預測術後肺功能。Comce等人評估25例病人做術前FEV1和DLCO測量。他們發現，振動回應影像或許是定量灌注顯像測量之外，用以評估是否進行肺切除手術另一個較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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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月最後一篇文摘是由Aikawa(合川)等人所發表的 “機械通氣大鼠使用低潮氣量、高潮氣量和pentoxifylline對腸道血流量及白血球-內皮細胞相互作用的影響”。作者們的假設是高的潮氣量和高PEEP會引發腸系膜微循環障礙，而這種循環障礙可被具抗發炎效用的pentoxifyllin減弱。
他們將大鼠麻醉，執行氣切插管，並以10cmH2O 的PEEP和0.21的FIO2對大鼠機械通氣2小時。其中一組接受每公斤體重7毫升的低潮氣容積，而另一組接受每公斤體重10毫升的高潮氣容積，至於第三組則接受高潮氣容積再加上pentoxifyllin。這三組的平均動脈壓不論是在基準值或機械通氣2個小時後都是相似的。腸系膜血流量在各組之間也相似。
尖峰氣道壓力在低潮氣量組比高潮氣量組或高潮氣量加pentoxifyllin組較低。有少數粘附性白血球細胞和少數移行性白血球細胞在低潮氣量組以及高潮氣量組加pentoxifylline組比高潮氣量組為多。作者的結論是以低的潮氣量高PEEP做肺保護，早期給予pentoxifyllin可降低在機械通氣早期因高潮氣容積和高PEEP所造成的發炎反應。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高PEEP和低潮氣量合併使用會降低某些因機械通氣導致相關損傷，包括肺過度膨脹，起因於肺泡循環打開和關閉造成的損害，及炎症反應引起的多重器官功能障礙。合川等評估機械通氣大鼠使用低潮氣量、高潮氣量和pentoxifylline對腸的血流量及白血球內皮細胞相互作用的影響。在這種動物模型中，他們發現，以低的潮氣量高PEEP做肺保護。早期給予pentoxifyllin可降低在機械通氣早期因高潮氣容積和高PEEP（推測是肺過度擴張）所造成的發炎反應。
【Sara push Stop here】
這個月的個案報告攜帶式脈搏劑量氧氣濃縮機有關，以及為什麼他們不應該使用非侵襲性通氣，使用肋膜內鏈激酶治療乳糜胸，在ARDS病人使用低溫療法並允許低潮氣量通氣，組織性肺炎和非壞死肉芽腫在支氣管活組織檢查與堪薩斯分枝桿菌疾病。教學案例則是皮肌炎相關的呼吸困難和2例有肺膿瘍與蘭斯菲爾德F組鏈球菌（Streptococcus milleri Group）。
以上是2011年12月份的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由劉金蓉呼吸治療師負責播音，感謝王彩鶴、蕭琬云及鄒亞紘呼吸治療師的協助翻譯，彭逸豪呼吸治療師修稿、朱家成呼吸治療師審稿。如想進一步了解原文內容或是過去議題，請上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網站，www.rcjournal.com，您也可以由網路上訂閱，自動收到未來的網路廣播議題，謝謝您的參與，再見。
2011年11月20日 星期日
2011年11月份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文章內容
您好，我是劉金蓉呼吸治療師，為您進行2011年11月份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文章內容為由雜誌主編Dean Hess博士為您做摘要講評。
第一篇文摘是由Ueno等人所發表的“於非侵襲通氣時，漏氣對呼吸器造成的影響-實驗室研究”。作者們對三種使用於非侵襲性通氣的呼吸器，和兩種ICU型呼吸器進行了實驗室研究，評估它們在非侵襲性通氣時，對兩種程度的漏氣和沒有漏氣時如何反應的。他們使用雙肺的肺模型，用它來模擬在壓力支持為零或10 cm H2O；PEEP為5和10 cm H2O，且潮氣容積為300 mL和500 mL 時的自發性呼吸。
他們將肺模型的開口固定於人體模型的嘴巴並將面罩放置於臉上。利用不同大小的孔洞創造出不同程度的漏氣，並且在出現漏氣時測量吐氣末正壓。作者們還同時測量了實際的壓力支持程度，並且由設定的壓力支持數值，和氣道開口處低於和高於基準的壓力-時間乘積，計算出衍生數值。
當出現中等漏氣時，只有專用於非侵襲性通氣的呼吸器才能維持設定的PEEP和壓力支持。而當大量漏氣時，所有被測試機器的壓力支持程度都出現下降的情形。當在大量漏氣且有10cm H2O的壓力支持，其壓力-時間乘積值是在基準壓以下時，有兩種呼吸器的引動是增加的。而全部5種呼吸器在壓力-時間乘積值是在基準壓以上時，支持病人的吸氣用力下降。
所有5台呼吸器且在所有的漏氣程度，大的潮氣容積增加壓力時間乘積值低於基準值。作者認為部份呼吸器代償漏氣效果比其他的好。但在較大漏氣時，沒有一台呼吸器可維持所設定的吐氣末正壓或壓力支持值。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在非侵襲性呼吸中圍繞面罩的漏氣可能造成不適當支持或病人及呼吸器間不協調。在他們的實驗室研究中，Ueno等人評估了專用於非侵襲性通氣的呼吸器和專門用於加護病房中的呼吸器，觀察它們在漏氣時的反應。他們發現有些呼吸器的代償漏氣功能比較好，不過當出現大量漏氣時，沒有一台呼吸器可維持所設定的吐氣末正壓或壓力支持值。
如Cabrini等人在他的評論中提出的，為了減少面罩周圍的漏氣，可能會造成不好的結果，特別是在臉部皮膚破損和病人不舒服的狀態，因此漏氣代償是很重要的。
第二篇文摘是由Kojicic等人所發表的 “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歐姆斯特郡的氣切病人和延長使用機械通氣的長期存活率”，他們使用回朔性方式回顧美國明尼蘇達州歐姆斯特郡的成人電子病歷紀錄，時間從2003年1月1日到2007年12月31日，住進羅契特市兩家梅約診所醫院的加護病房，並為長期機械通氣而執行氣切的病人。
65個平均年齡為68歲，為長期機械通氣而進行氣切的病人，其經過年齡校正後的發生率之危險性為每年每10萬人中有13人。平均使用機械通氣的天數為24天。在這些病人中有71%存活到出院和有36.55%在一年後追蹤仍存活。在經過年齡校正後的和疾病的基準嚴重度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年死亡率的獨立預測因子。作者認為為長期機械通氣而執行氣切是具有大的發生率。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長期使用呼吸器的病人數正增加中，他們與高死亡率和差的長期存活率相關。Kojicic等人回顧單一城市的住民的病歷，其中他們需為長期使用呼吸器而接受氣切。有相當多為延長機械通氣而執行氣切的發生率，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年死亡率的單獨預測因子。如O’Connor在他的評論中討論到，我們需做更多的努力去使加護病房存活下來長期使用呼吸器的病人得到最佳照護。
第三篇文摘是由Vaz Fragoso等人所發表的 “使用Lambda-Mu-Sigma-Derived Z評估表去評估在中年族群的呼吸障礙”。他們的研究主題是去評估lambda-mu-sigma或LMS的相關性，定義呼吸障礙的死亡率和呼吸症候。他們從社區研究裡的第三世界健康與營養調查(NHANES III)和動脈粥狀硬化危險群中，平均年齡45–64歲的白人參與者，分析他們的肺功能資料。
LMS-定義氣流限制是與死亡率和呼吸症候有明顯相關，LMS-定義限制性型態也是與死亡率和呼吸症候有明顯相關。作者的結論是，在白人中年族群中，LMS-定義氣流限制和限制性型態與死亡率和呼吸症候有明顯相關。
結果，基於LMS-derived Z 評估表報告肺功能數值的方法，也許能提供對於評估呼吸障礙一個年齡相稱和臨床有根據的策略。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LMS方式對正常肺功能的下限值是分佈在Z 評估表的第五百分比中。Vaz Fragoso等人評估LMS對於評估中年族群的呼吸障礙是否為有用的方式。
他們發現在白人中年族群，LMS定義氣道限制和限制性型態是與死亡率和呼吸症候有明顯相關。根據LMS-derived Z 評估表報告肺量計數值的方法，也許能提供對於評估呼吸障礙一個年齡相稱和臨床有根據的策略。
第四篇文摘是由Aggarwal等人所發表的 “在常規臨床工作中，比較下信賴界限和固定百分率法去評估氣道阻塞”，此研究的目的是評估由固定百分率法判定肺功能的錯誤分類法，並比較FEV1/FVC下信賴界限或正常下限的方式。
他們回顧了27,307份男性成人的肺功能紀錄，並且比較根據正常下限和固定百分率70%分別診斷氣道阻塞。結果有6%的案件不一致，兩種方式的總體一致性很好，但會隨著年齡增長而變差。
有5%使用正常下限方式的案件被視為正常，但被使用固定百分率方式診斷為氣道阻塞。特異性和陽性預測值會隨著年紀增加明顯減少。
作者對此提出結論，認為FEV1/FVC的負向年齡相關造成使用固定百分率方式在中年族群和老年人群中過度診斷氣道阻塞，並且在年輕族群中則診斷不足。氣道阻塞應該使用FEV1/FVC 的正常下限的方式評估，使用由正常下限衍生的參考方程式獲得。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雖然統計上用來診斷氣道阻塞，由正常下限取得FEV1/FVC方式優於固定切斷值的方式，但固定切斷值的方式仍持續被使用且被提倡。Aggarwal等人評估肺功能的錯誤分類，決定氣道阻塞由使用固定百分率方式開始，並針對FEV1/FVC去比較正常下限的方式。
他們發現FEV1/FVC隨著年齡增長而降低的特性，造成我們在中年和老年族群中，對於氣道阻塞有過度診斷；而在年輕族群中卻出現診斷不足的情形。因此，作者們建議在以FEV1/FVC評估氣道阻塞時應搭配正常下限。有關Vaz Fragoso 和 Aggarwal的文章，Quanjer和 Ruppel寫了一篇頗有洞見的評論。在該評論中，他們以實證醫學的角度，提出了我們應該捐棄以FEV1/FVC固定百分率方式來診斷COPD。
第五篇文摘是由Chatburn等人所發表的“依據工作率而非工作負荷來分派呼吸照護工作”。這項研究的目的是依據工作率來決定最佳的工作分派方式。焦點小組依據工作率，使用根本原因分析方法來找出平均指派工作的方法。 作者向員工調查，以評估他們是否自願提前開始。他們決定在12個月內常規工作與非常規工作的比例。
在常規工作項目中包括使用小容積霧化器、定計量吸入器、非侵襲性通氣和侵襲性通氣。非常規工作項目中則包含所有其他項目。作者還研發了一個試算表格模型用來評估在24小時內，以開始時間在工作率分佈的影響。焦點小組確定提早1小時治療將有幫助。 24位接受訪查的臨床人員中，有15位回應，而其中又有13位願意提早開始。常規工作項目佔了所有工作負荷的55%，但在不同工作區域之間有很大的變異程度。
試算表格模型顯示，轉移治療開始的時間，提高了一整天工作率的分配，但並不保證勞動力需求不會大於供給。作者的結論是，依據平均工作負荷所做的基礎工作分配，導致某一期間無法達到工作率，造成錯失治療和工作人員的不滿意。以有限的能力來降低在高峰期的工作率，對大量的治療次數是有效的。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在此篇文章中，Chatburn等人依據工作率，而非工作負荷來評估呼吸照護的分派方式。Ford在他的社論中指出，只有少數部門擁有資訊系統需要準確地捕捉工作率。然而，對此一概念的理解，提供了管理階層有機會進用人員和建立減少每小時人力需求變異的配置計畫。
第六篇文摘是由Blakeman等人所發表的 “7款居家呼吸器的實驗室評估”。在這項研究中，作者使用修改後的雙肺測試肺來測試引動，模擬虛弱、正常和強大吸氣驅力的自然呼吸。他們測試電池充飽電時的使用時間，以500mL的潮氣容積；每分鐘20次的呼吸速率，和5 cm H2O的PEEP來運轉呼吸器，直到呼吸器停止。他們也測試了在小兒情境和成人情境中潮氣容積的準確度。
他們測量和分析了氣道壓力，容積和流量信號。在成人設定測得的潮氣容積範圍為360-426毫升。在小兒設定中，當設定的潮氣容積為 50 mL時，測得的潮氣容積範圍介於為51-182毫升之間，當潮氣容積設定在100 mL時，測量到的潮氣容積介於90到-141毫升之間。當Vela呼吸器傳送50毫升和100毫升的潮氣容積時，和HT50呼吸器傳送100毫升的潮氣量時，是不符合美國測試和材料協會對於潮氣容積所要求的標準的。
各型被測試的呼吸器之間，引動反應和電池使用時間有很大的差異。作者的結論是，電池使用時間和驅動的敏感度有很大的變異。有5台呼吸器在各種潮氣容積設定時皆能夠適當的運作，而有2台呼吸器在使用高的呼吸速率合併低的潮氣容積時產生了問題。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近年來，攜帶型呼吸器的尺寸已變的較小，且性能有所提升。Blakeman等人測試目前市面上7款攜帶型呼吸器的驅動、電池使用時間和潮氣容積的傳送。
在電池使用時間和驅動靈敏度有很大的變異。有一些呼吸器能在不同的設定傳送適當的潮氣容積，但其它結合高呼吸次數和低潮氣容積的呼吸器則出現問題。
第七篇文摘是由Probst等人所發表的 “2種運動訓練計劃對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在日常生活中身體活動的影響”。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較2種運動訓練計劃在日常生活中對身體活動、運動能力、肌肉力量、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和功能狀態的影響。
他們隨機取40名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受試者執行訓練，無論是耐力和強度訓練或健美操和呼吸運動訓練。
兩組接受每週3次，為期12週的訓練。訓練計劃前、後需接受運動感應器的活動監測、漸增式原地腳踏車、6分鐘走路測試、周邊肌肉強度測試及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和功能狀態的問卷調查。
在日常生活中，花費的時間或能量消耗在兩組間沒有顯著的改變。只有在耐力和強度組別中運動能力和肌肉力量有顯著的改善
在這兩組中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和功能狀態有顯著的改善。
作者的結論是沒有一項訓練計劃顯示日常生活中所花費的時間或能量消耗有顯著的改善，只有在高強度耐力和強度組別中運動能力和肌肉力量有顯著的改善。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Probst等人評估慢性阻塞性肺病人者在日常生活中身體活動的運動訓練計劃效益。這兩種運動/訓練方案一個是高強度的全身耐力及強度的計劃，另一個是低強度的健美操及呼吸運動計劃。
沒有一項訓練計劃顯示日常生活中所花費的時間或能量消耗有顯著的改善
訓練方案同樣提高生活品質和功能狀態。只有在高強度耐力和強度組別中運動能力和肌肉力量有顯著的改善。
第八篇文摘是由Varekojis等人所發表的 “網際網路呼吸治療教育和遠距學習”。這項研究目的是在評估目前遠距教育和遠距學習在呼吸治療教育計劃中的應用適當性。
作者們設計了一個包含13個項目的網路調查，主要在收集各種不同形式的遠距教學資訊，找出經常被使用的類型，以運用在呼吸治療教學計劃上。
調查針對呼吸照護認證委員會(CoARC)認可之343呼吸治療師教育訓練課程的系主任，這些課程包括初階或進階課程。回覆率是50％，其中 5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課程包括一些上網學習的方式。
大多數系主任預期，他們的遠距套裝課程，在將來仍保持不變或增加。作者總結認為，他們的結果表明，雖然遠距教育在呼吸治療教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仍然有些系主任偏愛面對面的指導和網際網路的輔助課程。課程系主任們為了使學生們能夠展現其專業性和批判性思考的技巧，通常會將實驗室與臨床環境視為需要指導者監督的實務環境。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呼吸治療專業無論是在數量和工作領域都呈現持續成長。教學技術，包括遠距學習，在教育呼吸治療學生方面可能扮演重要角色，以滿足對從業者日益增加的需求。
Varekojis等人發現，雖然遠距教育在呼吸治療教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仍然有課程主管偏愛面對面的指導和網際網路輔助課程。實驗室和臨床環境都是需要指導者監督的實務環境，才能讓學生展現其專業性和批判性思考的技巧。
第九篇文摘是由Garcia-Talavera等人所發表的「一分鐘內達到低血氧飽和度可預測病人是否需要長期居家氧氣治療」。作者們選擇了83位經過五年追蹤的中度到重度的COPD病人，其PaO2 大於60 mm Hg，在六分鐘走路測試時會呈現低血氧飽和度的病人。其中48位病人有早期血氧飽和度過低的情形，他們在走路測試開始後一分鐘內，SpO2就下降到90%以下。肺功能值、動脈血液氣體分析值以及六分鐘走路測試每六個月就會測試一次。作者們記錄了六分鐘走路測試的距離、SpO2的基準值、最低的SpO2值以及SpO2小於90%的時間點。在每次的測試當中，穩定的病人在休息時合併有嚴重的低血氧是被定義為需要長期氧氣治療的對象。綜合以上完成的研究，在早期低氧氣飽和度並發展為嚴重的低血氧症且需要長期居家使用氧氣大約占了早期低氧氣飽和度的65%，至於沒有呈現早期低血氧飽和度的病人則有11%。作者們得出了以下的結論：中度到重的的COPD病人，在六分鐘走路測試開始後的第一分鐘內，病人是否出現低血氧飽和度可以用來預測在五年的追蹤期需要長期居家使用氧氣。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運動時會出現低血氧飽和度的COPD病人，是一種尚未被完全了解，且其臨床後果仍然不明的病理生理現象。Garcia-Talavera等所發表的文章告訴我們，中度到重度的COPD病人在六分鐘走路測試開始的第一分鐘有低氧氣飽和度的情況被預測在五年的追蹤期需要長期居家使用氧氣。
第十篇文摘是由Li等人所發表的「COPD急性發作和社區型肺炎在細菌學上的區別」。這個研究主題是去評估其病原體分布的不同之處及抗生素的敏感度在COPD急性發作和社區型肺炎間的不同，並在發展出這些病況下的抗生素治療指引。作者回顧性地分析了2007年一月到2008年十二月間586位COPD急性發作病人的醫療紀錄以及345為社區型肺炎的病人。47%COPD急性發作的病人以及53%社區型肺炎的病人痰液培養呈現陽性。綠膿桿菌為COPD急性發作病人最常見的菌種，而肺炎鏈球菌則是在社區型肺炎當中占大多數。綠膿桿菌在嚴重或者極嚴重的COPD當中尤其常見。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Li等人評估了COPD急性發作及社區型肺炎在細菌學上的區別。有趣的是，在本篇研究的病人當中綠膿桿菌為COPD病人急性發作最常見的病原體，而肺炎鏈球菌則是社區型肺炎病人中常見的病原體。綠膿桿菌在嚴重的或極嚴重的COPD病人尤其常見。這些感染的相關知識或許能夠對適合的抗生素治療有所幫助。
第十一篇文摘是由Shimizu等人所發表的「氣管內管拔除：氣管內管支架相對於布膠的黏性」。作者們製作了一個經口插管、氣管內管內徑8.0 mm的模擬假人，並將氣囊充氣至20 cm H2O的壓力，然後測量在氣管內管的保護裝置下以各種方法拔管所需要的力量。作者們測試了三種品牌、六種方法及使用兩種商業上可取得的氣管內管支架在同種方法下的拔管所需力量強度。他們也用同樣兩種方法測試了在咬嘴的阻礙下的拔管力量。作者們在氣管內管上連接著數位的力量表，並與口腔垂直的方向拉，直到氣管內管的整個氣囊被拉出氣管為止。在每一個試驗當中，紀錄下拔管所需的最大力量。傳統使用較寬較長的膠布纏繞，拔管需要的力量最大。作者們作出結論：使用傳統方法用長寬足夠的膠布纏繞，能夠讓假人氣管內管位置不移動的功能優於市面上的氣管內管支架。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膠布常被用來在麻醉時及急性照護時固定氣管內管的。Shimizu等人比較了使用膠布以及氣管內管支架固定氣管內管在拔管所需的力量。有趣的是，在假人實驗中傳統方法使用足夠長寬的膠布纏繞氣管內管的保持能力都優於市面上見到的兩種氣管內管支架。
本月最後一篇原創研究「CPAP對睡眠呼吸中止低通氣症候群病人的氧化壓力及前驅細胞的循環層級的影響」，由Murri及同事所發表。本研究主題為睡眠呼吸中止通氣症候群病人使用CPAP治療對體內氧化壓力及前驅細胞的循環層級的影響。作者選擇了13位需要使用CPAP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病人，它們經由流式細胞儀去評估使用CPAP前及使用了一個月的CPAP之後，白血球中的氧化壓力因子CD45–, CD34+, KDR+, 和CD133+的程度改變。過氧化陰離子及過氧化氫都減少，在使用CPAP後對抗過氧化壓力保護機制的marker也增加了。前驅細胞層級在使用了CPAP治療之後顯著增加，也明顯矯正了CD45–, CD34+, KDR+, 和CD133+細胞之間的層級，以及改善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及過氧化壓力的嚴重程度。作者們得到結論CD45–, CD34+, KDR+, 和 CD133+細胞的層級會顯著被提升，並且控制組在CPAP一個月的治療之後也達到相近的結論。這些改變伴隨過氧化壓力顯著地減少，並且沒有人體測量上或代謝性上的改變，包含胰島素的抗性、體重、血壓或者脂肪的程度都沒有改變。得到的結果，前驅細胞的層級提升可能歸因於過氧化壓力的減少。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睡眠呼吸中止低通氣症候群與氧化壓力的提高有關，並且關係到前驅細胞功能減少及損傷。Pierri等在13位睡眠呼吸中止低通氣症候群需要使用鼻罩式CPAP的病人身上發現，前驅細胞的層級顯著提升並接近控制組使用CPAP一個月後的數值，並且伴隨過氧化壓力的顯著減少。
這個月的個案報告包括糖尿病病人併有結核菌病，接受外科切除及liposomal Amphotericin B來治療肺開洞；使用高頻胸壁震盪於第一型脊髓肌肉萎縮並依賴使用非侵襲性呼吸器；肺高壓是第一型神經纖維瘤病人的致命併發症。本月的教學個案是類肉瘤病急性低血氧性呼吸衰竭及皮膚潰瘍像是散播性肺結核的症狀。
以上是2011年11月份的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由劉金蓉呼吸治療師負責播音，感謝倪子晴、陳柏君及何于涵呼吸治療師的協助翻譯，彭逸豪呼吸治療師修稿、朱家成呼吸治療師審稿。如想進一步了解原文內容或是過去議題，請上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網站，www.rcjournal.com，您也可以由網路上訂閱，自動收到未來的網路廣播議題，謝謝您的參與，再見。
中文語音檔下載網址:http://www.rcjournal.com/podcasts/mandarin/
第一篇文摘是由Ueno等人所發表的“於非侵襲通氣時，漏氣對呼吸器造成的影響-實驗室研究”。作者們對三種使用於非侵襲性通氣的呼吸器，和兩種ICU型呼吸器進行了實驗室研究，評估它們在非侵襲性通氣時，對兩種程度的漏氣和沒有漏氣時如何反應的。他們使用雙肺的肺模型，用它來模擬在壓力支持為零或10 cm H2O；PEEP為5和10 cm H2O，且潮氣容積為300 mL和500 mL 時的自發性呼吸。
他們將肺模型的開口固定於人體模型的嘴巴並將面罩放置於臉上。利用不同大小的孔洞創造出不同程度的漏氣，並且在出現漏氣時測量吐氣末正壓。作者們還同時測量了實際的壓力支持程度，並且由設定的壓力支持數值，和氣道開口處低於和高於基準的壓力-時間乘積，計算出衍生數值。
當出現中等漏氣時，只有專用於非侵襲性通氣的呼吸器才能維持設定的PEEP和壓力支持。而當大量漏氣時，所有被測試機器的壓力支持程度都出現下降的情形。當在大量漏氣且有10cm H2O的壓力支持，其壓力-時間乘積值是在基準壓以下時，有兩種呼吸器的引動是增加的。而全部5種呼吸器在壓力-時間乘積值是在基準壓以上時，支持病人的吸氣用力下降。
所有5台呼吸器且在所有的漏氣程度，大的潮氣容積增加壓力時間乘積值低於基準值。作者認為部份呼吸器代償漏氣效果比其他的好。但在較大漏氣時，沒有一台呼吸器可維持所設定的吐氣末正壓或壓力支持值。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在非侵襲性呼吸中圍繞面罩的漏氣可能造成不適當支持或病人及呼吸器間不協調。在他們的實驗室研究中，Ueno等人評估了專用於非侵襲性通氣的呼吸器和專門用於加護病房中的呼吸器，觀察它們在漏氣時的反應。他們發現有些呼吸器的代償漏氣功能比較好，不過當出現大量漏氣時，沒有一台呼吸器可維持所設定的吐氣末正壓或壓力支持值。
如Cabrini等人在他的評論中提出的，為了減少面罩周圍的漏氣，可能會造成不好的結果，特別是在臉部皮膚破損和病人不舒服的狀態，因此漏氣代償是很重要的。
第二篇文摘是由Kojicic等人所發表的 “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歐姆斯特郡的氣切病人和延長使用機械通氣的長期存活率”，他們使用回朔性方式回顧美國明尼蘇達州歐姆斯特郡的成人電子病歷紀錄，時間從2003年1月1日到2007年12月31日，住進羅契特市兩家梅約診所醫院的加護病房，並為長期機械通氣而執行氣切的病人。
65個平均年齡為68歲，為長期機械通氣而進行氣切的病人，其經過年齡校正後的發生率之危險性為每年每10萬人中有13人。平均使用機械通氣的天數為24天。在這些病人中有71%存活到出院和有36.55%在一年後追蹤仍存活。在經過年齡校正後的和疾病的基準嚴重度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年死亡率的獨立預測因子。作者認為為長期機械通氣而執行氣切是具有大的發生率。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長期使用呼吸器的病人數正增加中，他們與高死亡率和差的長期存活率相關。Kojicic等人回顧單一城市的住民的病歷，其中他們需為長期使用呼吸器而接受氣切。有相當多為延長機械通氣而執行氣切的發生率，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年死亡率的單獨預測因子。如O’Connor在他的評論中討論到，我們需做更多的努力去使加護病房存活下來長期使用呼吸器的病人得到最佳照護。
第三篇文摘是由Vaz Fragoso等人所發表的 “使用Lambda-Mu-Sigma-Derived Z評估表去評估在中年族群的呼吸障礙”。他們的研究主題是去評估lambda-mu-sigma或LMS的相關性，定義呼吸障礙的死亡率和呼吸症候。他們從社區研究裡的第三世界健康與營養調查(NHANES III)和動脈粥狀硬化危險群中，平均年齡45–64歲的白人參與者，分析他們的肺功能資料。
LMS-定義氣流限制是與死亡率和呼吸症候有明顯相關，LMS-定義限制性型態也是與死亡率和呼吸症候有明顯相關。作者的結論是，在白人中年族群中，LMS-定義氣流限制和限制性型態與死亡率和呼吸症候有明顯相關。
結果，基於LMS-derived Z 評估表報告肺功能數值的方法，也許能提供對於評估呼吸障礙一個年齡相稱和臨床有根據的策略。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LMS方式對正常肺功能的下限值是分佈在Z 評估表的第五百分比中。Vaz Fragoso等人評估LMS對於評估中年族群的呼吸障礙是否為有用的方式。
他們發現在白人中年族群，LMS定義氣道限制和限制性型態是與死亡率和呼吸症候有明顯相關。根據LMS-derived Z 評估表報告肺量計數值的方法，也許能提供對於評估呼吸障礙一個年齡相稱和臨床有根據的策略。
第四篇文摘是由Aggarwal等人所發表的 “在常規臨床工作中，比較下信賴界限和固定百分率法去評估氣道阻塞”，此研究的目的是評估由固定百分率法判定肺功能的錯誤分類法，並比較FEV1/FVC下信賴界限或正常下限的方式。
他們回顧了27,307份男性成人的肺功能紀錄，並且比較根據正常下限和固定百分率70%分別診斷氣道阻塞。結果有6%的案件不一致，兩種方式的總體一致性很好，但會隨著年齡增長而變差。
有5%使用正常下限方式的案件被視為正常，但被使用固定百分率方式診斷為氣道阻塞。特異性和陽性預測值會隨著年紀增加明顯減少。
作者對此提出結論，認為FEV1/FVC的負向年齡相關造成使用固定百分率方式在中年族群和老年人群中過度診斷氣道阻塞，並且在年輕族群中則診斷不足。氣道阻塞應該使用FEV1/FVC 的正常下限的方式評估，使用由正常下限衍生的參考方程式獲得。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雖然統計上用來診斷氣道阻塞，由正常下限取得FEV1/FVC方式優於固定切斷值的方式，但固定切斷值的方式仍持續被使用且被提倡。Aggarwal等人評估肺功能的錯誤分類，決定氣道阻塞由使用固定百分率方式開始，並針對FEV1/FVC去比較正常下限的方式。
他們發現FEV1/FVC隨著年齡增長而降低的特性，造成我們在中年和老年族群中，對於氣道阻塞有過度診斷；而在年輕族群中卻出現診斷不足的情形。因此，作者們建議在以FEV1/FVC評估氣道阻塞時應搭配正常下限。有關Vaz Fragoso 和 Aggarwal的文章，Quanjer和 Ruppel寫了一篇頗有洞見的評論。在該評論中，他們以實證醫學的角度，提出了我們應該捐棄以FEV1/FVC固定百分率方式來診斷COPD。
第五篇文摘是由Chatburn等人所發表的“依據工作率而非工作負荷來分派呼吸照護工作”。這項研究的目的是依據工作率來決定最佳的工作分派方式。焦點小組依據工作率，使用根本原因分析方法來找出平均指派工作的方法。 作者向員工調查，以評估他們是否自願提前開始。他們決定在12個月內常規工作與非常規工作的比例。
在常規工作項目中包括使用小容積霧化器、定計量吸入器、非侵襲性通氣和侵襲性通氣。非常規工作項目中則包含所有其他項目。作者還研發了一個試算表格模型用來評估在24小時內，以開始時間在工作率分佈的影響。焦點小組確定提早1小時治療將有幫助。 24位接受訪查的臨床人員中，有15位回應，而其中又有13位願意提早開始。常規工作項目佔了所有工作負荷的55%，但在不同工作區域之間有很大的變異程度。
試算表格模型顯示，轉移治療開始的時間，提高了一整天工作率的分配，但並不保證勞動力需求不會大於供給。作者的結論是，依據平均工作負荷所做的基礎工作分配，導致某一期間無法達到工作率，造成錯失治療和工作人員的不滿意。以有限的能力來降低在高峰期的工作率，對大量的治療次數是有效的。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在此篇文章中，Chatburn等人依據工作率，而非工作負荷來評估呼吸照護的分派方式。Ford在他的社論中指出，只有少數部門擁有資訊系統需要準確地捕捉工作率。然而，對此一概念的理解，提供了管理階層有機會進用人員和建立減少每小時人力需求變異的配置計畫。
第六篇文摘是由Blakeman等人所發表的 “7款居家呼吸器的實驗室評估”。在這項研究中，作者使用修改後的雙肺測試肺來測試引動，模擬虛弱、正常和強大吸氣驅力的自然呼吸。他們測試電池充飽電時的使用時間，以500mL的潮氣容積；每分鐘20次的呼吸速率，和5 cm H2O的PEEP來運轉呼吸器，直到呼吸器停止。他們也測試了在小兒情境和成人情境中潮氣容積的準確度。
他們測量和分析了氣道壓力，容積和流量信號。在成人設定測得的潮氣容積範圍為360-426毫升。在小兒設定中，當設定的潮氣容積為 50 mL時，測得的潮氣容積範圍介於為51-182毫升之間，當潮氣容積設定在100 mL時，測量到的潮氣容積介於90到-141毫升之間。當Vela呼吸器傳送50毫升和100毫升的潮氣容積時，和HT50呼吸器傳送100毫升的潮氣量時，是不符合美國測試和材料協會對於潮氣容積所要求的標準的。
各型被測試的呼吸器之間，引動反應和電池使用時間有很大的差異。作者的結論是，電池使用時間和驅動的敏感度有很大的變異。有5台呼吸器在各種潮氣容積設定時皆能夠適當的運作，而有2台呼吸器在使用高的呼吸速率合併低的潮氣容積時產生了問題。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近年來，攜帶型呼吸器的尺寸已變的較小，且性能有所提升。Blakeman等人測試目前市面上7款攜帶型呼吸器的驅動、電池使用時間和潮氣容積的傳送。
在電池使用時間和驅動靈敏度有很大的變異。有一些呼吸器能在不同的設定傳送適當的潮氣容積，但其它結合高呼吸次數和低潮氣容積的呼吸器則出現問題。
第七篇文摘是由Probst等人所發表的 “2種運動訓練計劃對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在日常生活中身體活動的影響”。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較2種運動訓練計劃在日常生活中對身體活動、運動能力、肌肉力量、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和功能狀態的影響。
他們隨機取40名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受試者執行訓練，無論是耐力和強度訓練或健美操和呼吸運動訓練。
兩組接受每週3次，為期12週的訓練。訓練計劃前、後需接受運動感應器的活動監測、漸增式原地腳踏車、6分鐘走路測試、周邊肌肉強度測試及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和功能狀態的問卷調查。
在日常生活中，花費的時間或能量消耗在兩組間沒有顯著的改變。只有在耐力和強度組別中運動能力和肌肉力量有顯著的改善
在這兩組中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和功能狀態有顯著的改善。
作者的結論是沒有一項訓練計劃顯示日常生活中所花費的時間或能量消耗有顯著的改善，只有在高強度耐力和強度組別中運動能力和肌肉力量有顯著的改善。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Probst等人評估慢性阻塞性肺病人者在日常生活中身體活動的運動訓練計劃效益。這兩種運動/訓練方案一個是高強度的全身耐力及強度的計劃，另一個是低強度的健美操及呼吸運動計劃。
沒有一項訓練計劃顯示日常生活中所花費的時間或能量消耗有顯著的改善
訓練方案同樣提高生活品質和功能狀態。只有在高強度耐力和強度組別中運動能力和肌肉力量有顯著的改善。
第八篇文摘是由Varekojis等人所發表的 “網際網路呼吸治療教育和遠距學習”。這項研究目的是在評估目前遠距教育和遠距學習在呼吸治療教育計劃中的應用適當性。
作者們設計了一個包含13個項目的網路調查，主要在收集各種不同形式的遠距教學資訊，找出經常被使用的類型，以運用在呼吸治療教學計劃上。
調查針對呼吸照護認證委員會(CoARC)認可之343呼吸治療師教育訓練課程的系主任，這些課程包括初階或進階課程。回覆率是50％，其中 5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課程包括一些上網學習的方式。
大多數系主任預期，他們的遠距套裝課程，在將來仍保持不變或增加。作者總結認為，他們的結果表明，雖然遠距教育在呼吸治療教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仍然有些系主任偏愛面對面的指導和網際網路的輔助課程。課程系主任們為了使學生們能夠展現其專業性和批判性思考的技巧，通常會將實驗室與臨床環境視為需要指導者監督的實務環境。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呼吸治療專業無論是在數量和工作領域都呈現持續成長。教學技術，包括遠距學習，在教育呼吸治療學生方面可能扮演重要角色，以滿足對從業者日益增加的需求。
Varekojis等人發現，雖然遠距教育在呼吸治療教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仍然有課程主管偏愛面對面的指導和網際網路輔助課程。實驗室和臨床環境都是需要指導者監督的實務環境，才能讓學生展現其專業性和批判性思考的技巧。
第九篇文摘是由Garcia-Talavera等人所發表的「一分鐘內達到低血氧飽和度可預測病人是否需要長期居家氧氣治療」。作者們選擇了83位經過五年追蹤的中度到重度的COPD病人，其PaO2 大於60 mm Hg，在六分鐘走路測試時會呈現低血氧飽和度的病人。其中48位病人有早期血氧飽和度過低的情形，他們在走路測試開始後一分鐘內，SpO2就下降到90%以下。肺功能值、動脈血液氣體分析值以及六分鐘走路測試每六個月就會測試一次。作者們記錄了六分鐘走路測試的距離、SpO2的基準值、最低的SpO2值以及SpO2小於90%的時間點。在每次的測試當中，穩定的病人在休息時合併有嚴重的低血氧是被定義為需要長期氧氣治療的對象。綜合以上完成的研究，在早期低氧氣飽和度並發展為嚴重的低血氧症且需要長期居家使用氧氣大約占了早期低氧氣飽和度的65%，至於沒有呈現早期低血氧飽和度的病人則有11%。作者們得出了以下的結論：中度到重的的COPD病人，在六分鐘走路測試開始後的第一分鐘內，病人是否出現低血氧飽和度可以用來預測在五年的追蹤期需要長期居家使用氧氣。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運動時會出現低血氧飽和度的COPD病人，是一種尚未被完全了解，且其臨床後果仍然不明的病理生理現象。Garcia-Talavera等所發表的文章告訴我們，中度到重度的COPD病人在六分鐘走路測試開始的第一分鐘有低氧氣飽和度的情況被預測在五年的追蹤期需要長期居家使用氧氣。
第十篇文摘是由Li等人所發表的「COPD急性發作和社區型肺炎在細菌學上的區別」。這個研究主題是去評估其病原體分布的不同之處及抗生素的敏感度在COPD急性發作和社區型肺炎間的不同，並在發展出這些病況下的抗生素治療指引。作者回顧性地分析了2007年一月到2008年十二月間586位COPD急性發作病人的醫療紀錄以及345為社區型肺炎的病人。47%COPD急性發作的病人以及53%社區型肺炎的病人痰液培養呈現陽性。綠膿桿菌為COPD急性發作病人最常見的菌種，而肺炎鏈球菌則是在社區型肺炎當中占大多數。綠膿桿菌在嚴重或者極嚴重的COPD當中尤其常見。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Li等人評估了COPD急性發作及社區型肺炎在細菌學上的區別。有趣的是，在本篇研究的病人當中綠膿桿菌為COPD病人急性發作最常見的病原體，而肺炎鏈球菌則是社區型肺炎病人中常見的病原體。綠膿桿菌在嚴重的或極嚴重的COPD病人尤其常見。這些感染的相關知識或許能夠對適合的抗生素治療有所幫助。
第十一篇文摘是由Shimizu等人所發表的「氣管內管拔除：氣管內管支架相對於布膠的黏性」。作者們製作了一個經口插管、氣管內管內徑8.0 mm的模擬假人，並將氣囊充氣至20 cm H2O的壓力，然後測量在氣管內管的保護裝置下以各種方法拔管所需要的力量。作者們測試了三種品牌、六種方法及使用兩種商業上可取得的氣管內管支架在同種方法下的拔管所需力量強度。他們也用同樣兩種方法測試了在咬嘴的阻礙下的拔管力量。作者們在氣管內管上連接著數位的力量表，並與口腔垂直的方向拉，直到氣管內管的整個氣囊被拉出氣管為止。在每一個試驗當中，紀錄下拔管所需的最大力量。傳統使用較寬較長的膠布纏繞，拔管需要的力量最大。作者們作出結論：使用傳統方法用長寬足夠的膠布纏繞，能夠讓假人氣管內管位置不移動的功能優於市面上的氣管內管支架。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膠布常被用來在麻醉時及急性照護時固定氣管內管的。Shimizu等人比較了使用膠布以及氣管內管支架固定氣管內管在拔管所需的力量。有趣的是，在假人實驗中傳統方法使用足夠長寬的膠布纏繞氣管內管的保持能力都優於市面上見到的兩種氣管內管支架。
本月最後一篇原創研究「CPAP對睡眠呼吸中止低通氣症候群病人的氧化壓力及前驅細胞的循環層級的影響」，由Murri及同事所發表。本研究主題為睡眠呼吸中止通氣症候群病人使用CPAP治療對體內氧化壓力及前驅細胞的循環層級的影響。作者選擇了13位需要使用CPAP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病人，它們經由流式細胞儀去評估使用CPAP前及使用了一個月的CPAP之後，白血球中的氧化壓力因子CD45–, CD34+, KDR+, 和CD133+的程度改變。過氧化陰離子及過氧化氫都減少，在使用CPAP後對抗過氧化壓力保護機制的marker也增加了。前驅細胞層級在使用了CPAP治療之後顯著增加，也明顯矯正了CD45–, CD34+, KDR+, 和CD133+細胞之間的層級，以及改善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及過氧化壓力的嚴重程度。作者們得到結論CD45–, CD34+, KDR+, 和 CD133+細胞的層級會顯著被提升，並且控制組在CPAP一個月的治療之後也達到相近的結論。這些改變伴隨過氧化壓力顯著地減少，並且沒有人體測量上或代謝性上的改變，包含胰島素的抗性、體重、血壓或者脂肪的程度都沒有改變。得到的結果，前驅細胞的層級提升可能歸因於過氧化壓力的減少。
Dean Hess博士評論是
睡眠呼吸中止低通氣症候群與氧化壓力的提高有關，並且關係到前驅細胞功能減少及損傷。Pierri等在13位睡眠呼吸中止低通氣症候群需要使用鼻罩式CPAP的病人身上發現，前驅細胞的層級顯著提升並接近控制組使用CPAP一個月後的數值，並且伴隨過氧化壓力的顯著減少。
這個月的個案報告包括糖尿病病人併有結核菌病，接受外科切除及liposomal Amphotericin B來治療肺開洞；使用高頻胸壁震盪於第一型脊髓肌肉萎縮並依賴使用非侵襲性呼吸器；肺高壓是第一型神經纖維瘤病人的致命併發症。本月的教學個案是類肉瘤病急性低血氧性呼吸衰竭及皮膚潰瘍像是散播性肺結核的症狀。
以上是2011年11月份的呼吸照護期刊的中文網播，由劉金蓉呼吸治療師負責播音，感謝倪子晴、陳柏君及何于涵呼吸治療師的協助翻譯，彭逸豪呼吸治療師修稿、朱家成呼吸治療師審稿。如想進一步了解原文內容或是過去議題，請上美國呼吸照護期刊網站，www.rcjournal.com，您也可以由網路上訂閱，自動收到未來的網路廣播議題，謝謝您的參與，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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